习近平总书记5月在河南考察时明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从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

　　这是总书记第一次以“新常态”来描述当下的中国经济，此后在他亲自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在听取一些专家、学者的发言时，他又一次提到要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强调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

“新常态”的中国语义

　　“新常态”并非一个新词，2009年，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曾用“新常态”这个词，来描述金融危机后欧美发达国家缓慢而痛苦的经济恢复过程，并断言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再也回不到危机之前的状态了，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低增长、高失业长期持续，企业利润缩减、资本回报率降低。此后，“新常态”就成为经济领域的一个流行词，国内学者也开始使用这个词，并将其赋予新的涵义，用以阐释、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新趋势。

　　从中国语境来理解，“新常态”中的“新”，意味着不同以往，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有别于过去的阶段性新特征；“新常态”中的“常”，则意味着相对稳定，表明中国经济会适应新的变化、在新的平台上继续平稳发展。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从本质上来看，其核心要义是指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开始减速换挡，毅然告别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向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全力迈进、全面转型；它与西方语境中“新常态”所言的“危机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显然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它不是要重新回到危机前的所谓繁荣状态，而是要在全面的结构性改革中重构新的增长模式、重塑新的发展源泉，它的主题是“全面改革”、是“结构调整”，而不是“危机救助”。

　　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虽然借用了“新常态”这个词，但其涵义已经完全中国化了，它所表达的是中央对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本判断和未来一段时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态度。从阶段性特征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这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速换挡已是大势所趋，或者说是一种“新常态”。问题倒逼改革，在此背景之下，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会产生一个“结构调整阵痛期”，宏观政策的转型也需要一个“前期政策消化期”。因此，可以预见，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宏观政策的基本基调是“稳”，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不会出台，中央对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的事实有清醒的认识、对结构调整的阵痛也有足够的承受力和容忍度。

　　至此，我们可以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涵义作一个简单的概括：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支撑发展的各方面条件都在改变，潜在增长率也趋于下降，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必须适应新情况、新变化，在新的环境中、新的平台上实现新的均衡，以适宜的速度、适当的方式、更高的效率、更好的质量，继续保持健康、平稳的发展状态，是谓新常态。

“新常态”的现实表征与理论解析

　　从现实表征来看，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不断呈现出一些看似矛盾、但似乎又合乎逻辑的新现象。主要表现是：虽然经济增速在回落，但物价水平却相对稳定，就业状况不但没有恶化，反而有所改善；在出口需求大幅下降，制造业因全面产能过剩而处于萧条的情况下，服务业依然保持了相对强劲的发展势头；在整体经济景气下滑的过程中，“刘易斯拐点”逼近导致的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势头不仅没有回落，反而在“民工荒”不断蔓延中保持了较高的涨幅。

　　上述三大典型现象，用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显然解释不通，但潜在增长理论和结构转换理论却能把个中的缘由说清楚。

　　首先，潜在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总是和潜在增长率密切相关。所谓潜在增长率，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理想状态下的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往往会围绕潜在增长率合理波动。影响潜在增长率的因素主要有资本投入、劳动力状况、自然资源、技术进步等，其中，技术进步对潜在增长率具有长期的、决定性的影响，而资本、人力、资源在既定的潜在增长区间，对短期增长率具有重要影响。过去，我们依靠大量的资本投入、廉价的劳动力、充裕的自然资源，再加上比较宽松和有利的技术引进条件，使得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在较长时间内都处于较高水平，从而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金融危机以后，资本回报率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约束趋紧，特别是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简单地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已经没有多大空间，技术进步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创新。所以，在技术创新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是必然的，GDP增速回落也在情理之中。可见，此轮的经济下滑，与此前的增长速度回落并不相同，它不是短时周期波动造成的，而是阶段性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产物，尽管增速下降，但发展还算平稳，尤其是物价水平与就业状况，没有出现周期性的大起大落。

　　其次，从结构调整与转换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由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的时候，由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效率一般都高于第三产业，所以在服务经济比重不断增大、工业经济比重日趋缩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也会趋于下降。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第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比第二产业增幅高0.5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9%，高于第二产业4.1个百分点。鉴于服务业绝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它对就业的带动作用更强，同样每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容纳的就业量约为1058人，第三产业为1348人，后者超过前者约30%。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增速放缓，就业状况反而有所改善；经济景气下滑，人员工资仍在增加的奥妙所在。

“新常态”的四大趋势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快，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稳中有为，正在向积极的方向变化。其中，有四个方面的趋势，尤其值得关注。

　　经济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显著标志就是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经济发展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普遍规律，同时也是经济结构再平衡的最佳时间窗口。譬如日本，在上世纪50—60年代，曾经经历了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速接近9%；但在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以后，经济增速就开始下降，70、80年代大致为4.29%，90年代以后只有0.85%。再比如我国的台湾地区，在经历了上世纪60—70年代高达10%的经济增长以后，虽然速度有所下降，但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仍然保持了年均7.6%的中高速增长，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降到了4.3%。

　　其间，日本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先后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完成了经济结构的再平衡，实现了经济的全面转型升级，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或地区行列。所以，正如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所言，“对中国来说，要回到过去30年两位数增长的模式，既无必要，也不现实。事实上，备受期待的中国经济再平衡已经开始，增速放缓是这一进程的自然结果”。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华盛顿智库中国问题专家彼得·伯特里尔也认为，中国GDP增速放缓有利于实现经济的内部平衡。对于中国而言，GDP增速放缓出现在一个正确的时间点上。

　　增长方式：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

　　“新常态”下，经济减速其实只是表面现象，背后反映的则是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即由过去的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指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及相互作用方式。因此，从要素配置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可以衍生出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一是以增加投入和扩大规模为基础，强调增长速度的增长方式；二是以提高效率为基础，强调结构优化和质量提高的经济增长方式。质量型增长包含了更为广泛和复杂的因素，内涵更加全面，不仅关注经济增长数量，更涉及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社会福利分配及生态环境等内容，是对整体经济增长过程优劣的价值评判，是一种更为科学的发展方式。

　　在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过程中，增长速度可能会有所下降，但发展的质量会更高、效益会更好、可持续性会更强。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我们继续以往的发展方式，我们会有更高的增长率。但是，在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我们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也”，因为“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

　　发展动力：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与增长方式转变相伴而行的是发展动力的转变：数量型增长主要依靠要素和资本投入去驱动，而质量型增长则需要创新去驱动。增长方式的转变，实际上也在倒逼中国经济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一般来说，经济增长主要受四大要素影响，即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投入、创新与技术进步。通常情况下，随着资本、劳动、资源等投入要素的增加，产出也会随之而增加。但随着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加，达到一定程度，或者说临界点后，收益递减规律就会发生作用，产出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这个时候，就必须以创新和技术进步来提高要素生产率，从而减缓或阻止收益递减现象，使相同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

　　以我国为例，1998—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2013年，则降至12.2%；2014年1至5月，仅为5.8%。这充分说明，经过了30多年的数量型增长，要素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达到极限，未来的发展必须寻找新的动力，必须把发展动力转到创新与技术进步上来，让创新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宏观政策：由刺激增长转向区间调控

　　在中高速增长已经成为常态、经济发展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发展动力转向创新驱动的背景下，宏观政策的转型也就势在必行了。过去，一遇到经济增速下滑，我们就会动用一切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这种以“保增长”为中心的宏观经济政策，虽说在短期内可以把经济增速拉起来，但由于政策变化太快、太频，往往会打断经济发展的正常节奏，引起经济的大起大落，企业对未来的预期不明，常常会无所适从。2013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这实际上就是宏观政策转型的开始，意味着中央调控经济的思路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过去的以“保增长”为中心转向以“调结构”为中心，稳增长、调结构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轴。

　　所以，尽管从去年以来到现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一直较大，但中央并没有采取强刺激的调控措施，宏观经济政策保持了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此基础上，中央又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将宏观政策的“稳”与微观政策的“活”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区间调控的基本思路。调控的上限是“通货膨胀”，下限是“就业”，只要通胀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失业率不超出充分就业的界限；或者说，只要经济运行大体处在合理区间，就不会轻易动用强刺激政策，更不会为了零点几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而干扰总体工作布局。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将更多地聚焦于促改革、调结构，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适时的“微调”与“预调”将会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常态。

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适应“新常态”，关键是在战略上要有定力，客观地分析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平常心态对待一个并不算快，但却自然而然、真实有效的增长速度；运用底线思维，从最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

　　沉着冷静，不急不躁。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和内在的规律，我们只能遵守，不能违背。我国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其间，也从低收入水平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客观上讲，经济发展也确实到了阶段性调整时期。理论和经验都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低收入阶段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经济发展也较快；而由中等收入阶段再进一步，跃升到高收入水平国家或地区，则要困难得多，经济增速也会随之而下降，其间所遇到的挑战，在经济学上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政策对路，措施得当，就会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而进入高收入发达经济体行列，比如日本和韩国；否则的话，就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停滞不前，比如拉美的一些国家。

　　我国目前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一定要冷静思考，沉着应对，千万急不得。尤其是要摆脱“速度情结”和“换挡焦虑”，以平常心对待经济增速放缓，不必为此而过分纠结。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早有精辟论述。2013年4月8日，在同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他就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不可能也不必要保持超高速。说不可能，主要是一味维持超高速带来的资源、能源、环境压力太大，事实上是不可持续的；说不必要，主要是我们在提出中长期发展目标时就充分进行了测算，实现我们确定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只要年均7%的增速就够了。因此不必要追求超高的经济增速。

　　增强信心，发挥优势。虽然我国正在经历“三期叠加”的严峻考验，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总体来说，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发展空间、增长潜力依然巨大。我们有13亿多人口，内需充分迸发所形成的消费潜能无可限量；我们的城市化率刚刚超过50%，新型城镇化的动力依然强劲、空间依然广阔；我们的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技术进步对未来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增强。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的信心所在，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只会对未来更有信心。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才会坚定地、充满自信地说：我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增速处在合理区间和预期目标内；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的强劲内生动力；信心来自于亚太发展的良好前景。

　　积极进取，主动作为。“新常态”下，经济只是放缓，并不意味着低迷；平常心也不等于平庸心，更不等于被动适应，无所作为。恰恰相反，“新常态”是新尝试、新探索，转方式、调结构的任务更加紧迫，要求更加严格，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市场体系不完善、企业改革不彻底、宏观调控思路要创新、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要增强等一系列的难题，都需要我们以饱满的热情，主动谋划，主动作为。珍贵的战略机遇能否变成现实的发展成果，也主要取决于我们能否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对结构调整中的风险不再回避和拖延，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以壮士断腕的勇气，以背水一战的气概，把改革进行到底。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