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建设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既要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经验，更要借鉴中国历史几千年治国理政的智慧，“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创造性地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为知识密集型组织，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智力资本。只有切实提高了智库的制度保障、人才资源和传播能力，中国智库才能真正成为国家崛起的动力之源。

　　近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强调：随着形势发展，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这既指出了当前中国智库存在的问题，又对未来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
　　当前，中国智库发展模式的探索，主要以欧美尤其是美国智库为参照物。基于中国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承与欧美国家的不同，如果简单地照搬欧美智库发展模式，中国智库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智库建设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既要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经验，更要借鉴中国历史几千年治国理政的智慧，“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创造性地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纵观历史与当代，作为知识密集型组织，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智力资本。只有切实提高了智库的制度保障、人才资源和传播能力，中国智库才能真正成为国家崛起的动力之源。

古代智库繁荣得益于制度保障和人才基础
　　一个民族的历史深刻影响着这个民族的现状和未来。尤其是历史发展规律和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更是知兴替、明得失的有益借鉴。对于智库起源，学界普遍认为现代智库起源于欧美，中国历史上有智囊的悠久传统，中国现代意义上智库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同步。但事实上，历史视野中的中国智库决不仅仅是存在智囊传统这么简单。智库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早已萌芽，无论是现代意义上的官方智库还是民间智库，都曾经盛极一时。
　　中国古代智库的发展演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不是任何单一的观点所能充分说明的。自春秋战国时期“士”作为一个阶层出现和养士之风的兴起直接催生了中国最早的智囊机构“稷下学宫”，一直到清朝末年幕府和师爷的繁荣，经历了一个漫长发展历程。纵观历史，中国古代智库的发展与繁荣得益于制度保障和人才基础。所谓制度保障就是古代的决策咨询制度和以察举制与科举制为核心的人才选拔制度，人才基础就是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和其“士志于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角色定位和文化精神。从历史经验中，可以对当代智库发展带来有益的启示。
　　传统士大夫志在澄清天下，其社会地位亦然。古代的“士”与现代的知识分子虽然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同一阶层，但在文化思想上一脉相承。社会学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与士的明显区别是，知识分子不是四民之首，而是一个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社群，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
　　科举制在知识与政治之间构建了一个桥梁，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旋转门。科举制不仅仅为“士”直接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还具有沟通社会上下层、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以及文化整合的重要功能。科举制废除之后，传统的士阶层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知识分子社群从思想、文化上承继了传统的士精神，但在政治上却不再占据权势地位。当代社会，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影响力不断得到提升，但是仍然没有制度性的设计以保证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参与和影响。
　　古代决策咨询制度顺应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调整与完善。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智库都有一定独立性。古代智库的独立性表现在知识的独立和制度的独立。制度的独立性是指作为一个被国家承认的、相对独立的依附统治阶级并与正官相并行的政治力量而存在。“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正是对决策咨询制度具有独立性的一种描述。
　　不可否认，中国古代智库与现代意义上的智库是有区别的。在古代智库的发展中，作为核心群体的士大夫所秉持的“士为知己者死”的道德价值观念，以及统治阶层对决策咨询独立价值认识的局限性，都限制了智库的发展。

从智力资本入手提升智库核心竞争力
　　仅仅借鉴历史智慧是不够的，要创造性地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还必须在结合中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基础上，运用好西方经验与当代理论。
　　近几年中国智库的发展非常迅速，涌现出了一大批新型智库。但是，问题也很明显，比如：不同类型智库之间发展不平衡，缺乏竞争机制与互补机制；智库泛化现象严重；智库公共外交意识与能力不足；智库的网络舆论影响力缺乏；思想创新能力不足；近年来，出现了少数新兴智库过度媒体化、商业化现象，等等。
　　从经济学的视角，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智力资本。智力资本又由人才资本、制度资本和关系资本三大要素构成。要真正实现中国智库质量和影响力的提升，需要从提升中国智库的智力资本入手。
　　人才资本。智库是知识密集型组织，其存在的价值就是进行思想创新，人才是第一要素。智库的人力资本由领导人才和研究人才两方面构成。领导人才需具备政治智慧和政策把握能力、智库管理和运营能力，并且具有全球意识和传播意识。在西方，这种智库领导者被称为政策实业家。智库研究人才首先须具备深厚的研究功底，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其次，要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能够面对媒体和公众进行思想传播。智库研究人才还要了解现实政治的需求，要有士志于道的担当与精神。中国的学者很多，但是依然很缺乏这种智库人才。
　　制度资本。没有好的制度，智库数量再多，投入资金再大，也很难实现研究质量的提升和影响力的实现。目前，中国智库的发展，需要从三个层面提升制度保障。第一个层面，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对政策咨询的需求要形成制度。古代决策咨询制度能够绵延数千年，其组织形式和制度创新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变化，是其得以延续的最重要因素。当代决策咨询制度建设，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第二个层面，智库运营中，要吸取和学习欧美国家的现代管理制度。欧美国家智库运营普遍采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以研究为核心，行政为辅助，全方位为研究人才提供思想创新的制度保障。第三个层面，对于人才的吸取和培养，以及对国家治理的参与也要有制度保障。古代科举制为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提供了通道和制度保障。现代智库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重新开启中国古代科举制所带动的知识与政治之间，道统与政统之间的这种流动和旋转。目前旋转门已经开启，但最多只有半扇门。退休官员进入智库只是一方面，更多的，我们要推动智库与政府现任官员之间形成人才流动机制。
　　关系资本。所谓关系资本主要是指智库的影响力传播媒介和网络。欧美智库的影响力之所以巨大，与它们在关系资本上的投入是分不开的。中国智库近几年对关系资本已经非常重视，甚至出现了过度重视信息传播的现象。但是在智库的关系资本中，对新媒体的传播能力和网络构建却非常薄弱，尤其是新媒体的国际影响力构建。
　　中国智库在新媒体传播方面的国际影响力与我们的欧美同行相比差距非常之大。根据数据分析，大部分中国智库的网站几乎没有国际影响力，更谈不上对各种新媒体传播媒介的运用。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为例。布鲁金斯学会的网站不但发布最新政策主张和学者观点，影响媒介和政治议程，引领社会舆论，而且不断根据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受众需求的改变调整新媒体传播策略。他们的网站有约50%的访问量来自非美国地区，遍及欧洲、北美、亚洲、非洲、大洋洲，有着全球性的影响力。中国智库需要在整体上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首先要建设好自己的机构网站，运用互联网思维，具备全球视野，把智库的网站打造成传播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媒介。另外，要紧跟信息技术的发展步伐，结合受众需求，不断调整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鉴于新媒体影响力的全球性和扩散性，以此，也可以作为一个提升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的突破口。
　　如果中国智库在这三大方面能够有所作为，其质量和影响力的提升指日可待。在世界各国的智库发展道路上，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对其智库发展模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些智库又对国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智库的发展将会在借鉴世界各国智库和中国历史经验基础上，逐步探索、形成服务于国家繁荣和民族进步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