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发布的一份全球英语熟练度指标，绘制了全球“英语水平”地图，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看自己的英语水平如何。其中，一些结论很抓眼球，比如，“上海成人的英语水平首度超过香港”，这还不止，超过香港的内地城市还有北京和天津。

热闹过后，也有“冷消息”传来，比如报告同时指出，中国的整体英语水平依然属于“低熟练程度”，落后于日本、越南。为此，就有议论称，到底该让我们的孩子投入多少精力在英语上？投入那么大，效果却有限，把英语教育提到那么高的高度到底有没有必要？

如专家所言，与其说，我们需要冷静看待这份报告，不如说，冷静看待我们的英语教育。

　　尽管2014年版的“英语熟练度指标”显示，中国成人的英语水平在不断提高，尤其以上海、北京和天津等大城市成人英语水平提高幅度更大（见文汇报11月14日），但这份指标也显示了中国英语教学的短板，主要是存在不同程度的费时低效。

　　世界平均水平发现，信息技术和工程等行业的员工英语水平普遍领先于其他行业，但在中国除了咨询和法律等少数精英行业，其他行业包括教育、金融业等员工的英语水平还是比较低的，高校英语教师甚至无法为学生开出像样的全英语课程。

　　2014年版有一个数据是统计各个年龄段的成人英语水平。统计表明，中国成人英语水平最高的是从18岁到24岁这个年龄段，到了24岁达到最高点后就开始走下坡路，英语水平逐渐退化。而亚洲成人这种英语水平下跌情况直到接近35岁才开始出现，全世界成人的情况还要晚些。

　　这说明中国人学习英语主要是在学业期间，一走出校门，英语水平就直线下来。这种情况还被这份英语熟练度指标的另外两个数据所证实。

　　第一，世界平均水平是公司越大，员工的英语水平越高。也就是说，员工的英语水平和公司企业的规模成正比，这可能是因为：1）企业规模大，进出口需求和国际业务也越大，因此需要大量能够从事国际商务活动的员工；2）企业规模大，对员工的岗位培训尤其是语言能力培养更重视，舍得花钱。中国情况却不一样，除了特大企业的员工显示其微弱的优势，中小企业员工都差不多，属于低熟练度。

第二，世界平均水平是，除咨询和法律外，信息技术和工程等行业的员工英语水平普遍领先于其他行业的员工英语水平，但中国排在前面的是法律和咨询，而软件排在所有行业的倒数第二。这说明，除了少数精英行业，其他行业包括教育、金融等行业的员工英语水平是比较低的。例如教育领域里的教师，无论是基础教育的中小学教师，还是高等教育的大学教师的英语水平，甚至落后于体育娱乐和建造业。

　　这是令人吃惊的结果，但这也是事实，这可以从甚至高校教师都难以为自己的学生开出像样的全英语课程甚至双语课程得到证实。

　　调查显示，中国大学生用他们全部学习时间的1/4以上学外语的比例很高，但由于无论是大学生，还是中小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目的是应试。

　　我国成人英语水平主要体现在大学期间，包括大学前的中小学，大学毕业后，英语水平普遍退化，这一事实说明了我国外语教学确实存在不同程度的费时低效情况。

我国莘莘学子从小学三年级（像上海等大城市从小学一年级起）就开始接受正规的英语教学，到大学毕业，花在学习英语的时间上少则12年，多则15年。根据教育部调查，“大学生用他们全部学习时间的1/4以上学外语的比例很高，有的人是全部，有的人是3/4，有的人是一半，占1/4以上的可以达到65%以上”（王登峰，2007）。但由于无论是大学生，还是中小学生，他们学习英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应付学校的各种英语课程考试和升学英语考试，如中考、高考和四、六级考试。这些考试是刺激各年龄段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动力。

因此一旦过了四级考试，除了少数大学生有考研和出国留学的需求，大多数大学生就没有学习动力，英语水平就自然下来了。我国基础英语教学是世界上时间最长，但效率是很低的，这恐怕不能不说是一个事实。

这看上去是学生的问题，但实际上是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出了问题。如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始终定位在打基础的通用英语上，只要求大学生通过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而不提为应用目的学习英语。根据国际外语教学理论，英语教学可以分单纯学习语言的通用英语和为专业学习和今后工作服务的学术英语和职场英语。

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通用英语都是在大学前的中小学里完成，高校的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主要开展学术英语教学和职场英语教学，如亚洲的日本。日本高校（报告我国香港高校）大学英语教学都要求大学生学会用英语阅读本专业的文献和撰写学术论文。

因此，日本大学生普遍具有较强的专业领域里的读写能力，如根据陆宏弟等（2007）的统计，日本高校在SSCI和A&HCI这两大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是大陆内地高校的3倍。他们的科学家能从1949年起获得22个诺贝尔奖很能说明问题。

　　高校通用英语较之学术英语不仅仅应用目标缺位，还在于提出语言要求比较低。以要求大学毕业生通过的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为例，对词汇的要求是4500个单词，对读的要求是每分钟100词。而国际专家调查，一个英语为外语的学习者词汇量只有达到1万，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200词才能有实际使用价值（Leeuw，1989）。

可见，我国成人的英语水平从24岁开始退化，学而无用，表面上看来是他们的工作环境和学习环境有关系，比如，少有机会让他们有使用英语。但主要问题是他们无法用英语直接从事他们的工作和学习。比如，清华大学原外文系主任孙复初批评他们的清华的大学生“四、六级考试过关之后，英文文献读不了，英文论文写得一塌糊涂。”

前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张尧学（2004）比较说，印度软件出口为100亿美元，是中国的6倍多。但他们的软件从业人员比中国少。“主要问题是我们大部分大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比较差，很难适应信息技术领域国际化进展的需要”。

　　现在我国懂外语的人很多，但能熟练使用外语的工程技术类人才却不多。机械、化学、工艺、软件等专业的技术工程师本身就十分紧缺，懂外语的就更稀有了，想找到符合企业要求的人很难。

这种情况的根子就在于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定位。多年来，教育部一直把大学英语看成是单纯打语言基础，提高自身人文素质修养的基础课。最近几年又把传承中国文化的功能加在了大学英语教学上。

同时由于大学英语教师的英美文学和语言学的学历背景等因素，在高校中开展为专业学习服务的学术英语和为今后工作准备的行业英语都遇到了极大的阻力。我们认为这样的情况只有修正大学英语教学定位，改变其费时低效的趋势，才能提高我国科研人员和劳动力的英语水平。

（摘自2014年11月28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