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考上了复旦大学研究生，之后成了谭其骧先生的助手，平时除了做研究以外，也会跟他到外面开会、参加活动，老师在中风以后行动不是很方便，所以在生活上我常常要照顾他。印象很深的是那个时候工作条件不太好，特别是冬天家里没有暖气，他年纪又大了想提高工作效率，就找了个宾馆住下来在那里工作，最长住过半年，所以我跟老师接触比较多。即使许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时常怀念老师予我之恩情，这师恩不只是生活中、情感上的付出，更有着思想上、学识上的影响。

关于老师的学识学问自然是不用多说，许多人都了解，也有不少人讲过他的故事，我主要就讲他对我影响很深的一点吧。谭先生经常跟我们讲做学问要不断地超越前人，他也的确是一直鼓励我们要创新，要在学术上超越他。老师说：“我应该超越清朝那些做历史地理的学者，比如钱大昕、王国维，你们应该超过我。否则学术怎么进步呢？”这话他不只跟我讲，也跟我的同学讲。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有那么两件事。一件是老师在编撰《中国历史大辞典》的时候，其中有一部分是地名，当时有一个内部刊物定期地刊登编撰过程中的样稿和大家进行讨论的文章。我看了之后发现“北京”这个地名和《辞海》的变化不是很大，而且我看书的时候抄下过的几条内容也没有出现，还不够完整。我作为助手会经常去老师家，所以过了几天我去他家的时候就跟老师说：“先生，我发现北京这条不全啊，我手头还有几条看书时做的笔记的内容没在里面。”他回答说：“那很好，你补啊。”等到我把补好的内容交给他之后，他才告诉我北京这一条就是他写的。不久之后，我就在刊物上看到了他写给编辑部的一封信，刊登了我补充的相关内容。我当时有点不好意思，没想到老师会这样做，结果他说这样很好，“不要因为我是你的老师而有什么两样。登出了样稿有错或是有要补的你们就要指出来。”

第二件事是在我研究移民史的时候，在写《中国移民史》的过程之中，我需要参考他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这是老师的一篇成名作，他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发表在燕京大学的学报上，被很多人引用，是这个领域的经典参考文献。这篇文章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用地名学的方法来分析永嘉之乱后人口到底迁移了多少。北方迁来的人在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会用他们原来在北方的地名设立一个侨州、侨郡、侨县。老师认为如果各种因素都抵消的话，一般来讲这些侨州、侨县设立的数量，大致上可以推算出移民和土著的比例。这个办法当时是一个创举，是很了不得的。

但我看了之后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移民不是同一年代迁的，前后延续了100多年，那么100多年前定居的居民到100多年后已经是翻了一番或者两番了。如果是25岁一代的话，已经是4代人了，但是比如50年前迁的人可能只有两代，那么刚迁过来的人就是这人口本身，所以年代不同应该数值是不同的，这是很复杂的推算过程，不能用最后比如说8个县或者20个县来估计。我就把这个想法跟老师说了，他也很容易接受新事物和观点，他听完觉得我这个办法是对的，尽管我说我的这个办法是理论上的，实际上算不出来，因为太复杂了，但是至少我要指出来实际上原始的移民比他推算的要少。

我以前也听过谭先生和他的老师顾颉刚先生发生学术争论的故事。他觉得顾先生讲汉朝的州的制度的时候有问题，下课就跟顾先生说了，顾先生回答说很好你把它写下来，并且在看了之后回了他一封长信，肯定了几条也否定了几条。这激发了老师进一步做研究的兴趣。他又回去做了一番研究，第二次给顾先生提了意见，顾先生又回了长信，同样是有肯定也有否定。之后顾先生把往返书信的内容作为教材的补充部分印发给了听课的每一个同学。我当时听了很感动，师生之间可以这么自由地进行学术讨论真的很好。所以从顾颉刚先生到谭老师，再从谭老师到我们，这种学术上鼓励创新的思想一直在传承。当然老师不是说别人提出的意见都照单全收，他认为他正确的会坚持，你必须得讲出道理来说服他才行。如果是他确实错了或是漏了，他就会坦率地承认，并且鼓励大家积极地这样做。

因为老师一直这样鼓励我们创新，而且他自己也给我们做了榜样，所以我们也是不断地鼓励我们的学生，希望他们能够超越我们。现在我们研究所的学生有原来学历史的、地理的，还有学电子工程的、化工的、学医的，他们来这里一方面是个人兴趣，另一方面是他们很多人特别是研究生了解到我们这里特别鼓励创新。所以我觉得我们研究所之所以能够一直保持比较先进的地位，跟顾先生还有谭老师所传承下来的这种风格以及学术上鼓励进步的态度是分不开的。

我有一个学生的毕业论文去年入选了全国一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当年他来考我的博士生的时候几门成绩都不及格，但是在面试的时候我觉得他思路很清晰也很有潜力，就把他特招进来了，我觉得这个风险值得冒。他对汉简上的文字产生了很大兴趣，想做一个西汉侯国的题目。我说：“不行，这个题目从谭老师开始有好多人都做过了，你还能做出什么东西来呢？做不出的。”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给我看，文章写得不错但我还是担心，这个单篇文章可以做，但是要做博士论文的话能找得到那么多问题吗？毕竟已经有那么多人都做过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让他再写文章的时候，他已经开启了好几个新的课题，我说：“好，那你去做吧！”

最后的结果也说明，即使前人包括我的老师他们已经做过的一些课题，因为受到当时的条件限制，加之现在又有了新的资料，那么应该说现在通过一些新的研究手段仍然是有可能创新的。这个学生的论文最后大家一致都认为非常好，我在给他写的序里也谈到，从谭老师到我们，都是希望后人能够超越前人，同时我也希望他继续努力。如果是被其他人或是以后的自己又超越了，那学术才真正进步了。老师所带给我的这种创新的思想与传承对我的影响的确很大、很深，在真正做学术研究讨论的时候，是没有老师和学生之分的，是平等的，更像是朋友间的一种交流吧。

每每回想起老师，我总是满怀激动与深情，他的学识、才华和人品，他给予我的指导和关心，这些重叠成师恩的具象，我感恩老师，也会把老师的学术风格与思想传承下去。

（摘自2014年9月12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