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苏格兰公投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陈志敏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报》：虽然多数苏格兰人选择继续留在英国，但决不是一切维持原样。我们注意到，为了将苏格兰留下，英国政府承诺在政治、经济上做出更大让步。

陈志敏：可以这样说，苏格兰公投的失败暂时维系了英国的统一，但英国将不再是原来的英国，苏格兰将不是原来的苏格兰，它在英国内部将取得更大的自主权。

在苏格兰首席大臣亚历克斯·萨蒙德推动苏格兰公投之初，英国政府原以为公投不可能获得多数支持；英国政府的期待是，通过公投，既化解苏格兰分离问题，又无需进一步给苏格兰下放权力，甚至可以赢得某种“声誉”。但在萨蒙德的导演下，支持苏格兰分离的人数甚至一度反超反独阵营，这让英国政府大惊失色。最终，苏格兰没有分离，但苏格兰人得到了英国主流政党快速下放权力的承诺。公投结束后，卡梅伦首相在一次讲话中表示要在11月前就税务、支出、福利领域的权力下放达成一致，并在来年1月公布法律草案。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此，英国政府似乎只能算是松了一口气，并不是真正的高枕无忧？

陈志敏：在这次公投中，55%的苏格兰选民仍然选择留在英国。这显示在多数苏格兰人心中，苏格兰认同和英国认同是可以共存的，更大的苏格兰自主性与成为英国的一部分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来自苏格兰的英国前工党首相布朗认为，与英国共享和合作是苏格兰的最大利益所在。公投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立场仍是苏格兰的主流民意。

但不可忽视的是，苏格兰的民族认同和地方认同因这次公投得到了强化。公投激发了全体苏格兰人的政治参与意识。近430万苏格兰人进行了选民注册，占合格选民的97%，注册选民中的90%进行了投票，注册率和投票率双双创下历史纪录。最终支持独立的选民达到45%。1979年，在工党的领导下，苏格兰举行了关于是否建立苏格兰议会的第一次公投。即使主题仅涉及苏格兰自治，支持自治的苏格兰人也未能超过总票数的40%。1998年，同样在工党领导下，有关建立苏格兰议会的公投在投票率达到60%的情况下获得74%选民的支持。如今，支持苏格兰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更是掌控了苏格兰议会和政府。公投之后，英国的国家分裂危机虽然短期解除了，但根子还在，且隐患更大，分离派已羽翼丰满。

《中国社会科学报》：苏格兰分离派坐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有人认为，二战后英国的全方位衰落是主因。

陈志敏：苏格兰自主意识的复燃始于20世纪70年代，可以说是英国国际地位下降和国内政治经济矛盾凸显两方面共振的结果。英国在1973年加入欧洲共同体，不得不与欧洲大陆国家抱团取暖，其帝国自豪感一去不返。在国内社会经济发展上，70年代的滞胀使得英国国内分配，特别是地区间利益的存量分配问题激化。80年代保守党的经济自由化改革，虽然带来了英国整体经济的发展，但使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愈演愈烈，招致左翼倾向的苏格兰人的普遍不满。

尽管苏格兰人大力支持的工党政府推动成立了苏格兰议会，但布莱尔和布朗两届工党政府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继承了保守党的社会与经济政策，并卷入到伊拉克战争中。在强调福利国家、社会公平的苏格兰人看来，英国政府推行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与苏格兰人的理想模式渐行渐远，苏格兰地区自治或自主的呼声因此日益强烈。

《中国社会科学报》：苏格兰公投是否会对英国的威尔士、北爱尔兰地区产生某种示范效应？

陈志敏：这种可能性很大。与苏格兰一样，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这两个地区也都有本地议会，但其享有的自主立法权大大小于苏格兰议会的权力。一旦苏格兰议会获得更大的立法权，苏格兰与威尔士、北爱尔兰之间的不对称将进一步加大。在苏格兰公投的冲击下，威尔士和北爱尔兰比照苏格兰争取更大的地方自主权是非常自然的诉求。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谋求更大地方自主权的诉求外，此次公投是否会对英国政治体制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陈志敏：我认为英国的政治体制将无可避免做出相应的改变。英格兰这个英国的主体民族目前没有自己的地区议会，直接受英国议会和政府的管辖。在其他地区自主立法权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英格兰人的“羡慕嫉妒恨”可谓波涛汹涌，要求实质性解决“西洛锡安问题”。

所谓的“西洛锡安问题”是权力下放对英国政治制度带来的一个全新问题：来自苏格兰选区的全英国议会议员有权审议包括英格兰事务在内的国家事务，而来自英格兰选区的全英国议会议员却不能过问苏格兰事务，不同地区议员之间会产生权利失衡的局面。当1977年英国议会辩论权力下放、提出“西洛锡安问题”时，还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到了2004年，这成为现实。当时，在英国议会审议英格兰内部的医疗改革和增加大学学费的法案时，由于苏格兰议员的支持，议会在大多数英格兰议员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这两个法案，但苏格兰议会却拒绝了这两项改革。

2005年，英国调整了下议院议席在各地区的分配名额，将苏格兰的议席数目从原来高于人口比例的72席降至59席，算是缓解“西洛锡安问题”的一种应对措施。公投结束后，如果苏格兰议会权力进一步扩大，这一问题将再次凸显。

卡梅伦在保证对苏格兰的权力下放承诺将得到快速兑现的同时，指出“西洛锡安问题”需要得到一个决定性的解决方案。他表示，正如苏格兰将单独在苏格兰议会中就自身的税务、开支和福利进行投票一样，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也应该拥有相同的权力，并且应当“与解决苏格兰问题同时、同步进行”。英格兰人有三种可能的选择：进一步缩减英国议会中苏格兰议员的数量；禁止苏格兰议员在苏格兰权力下放的领域参与英格兰事务的投票；建立英格兰议会。

卡梅伦的这一表态，一方面预示有关英国议会的改革势在必行；另一方面，由于将英格兰改革与苏格兰的权力下放挂钩，意味着未来有关权力下放的政治博弈将是各方政治力量之间的一场硬仗。从事态最新的发展看，这场硬仗已经初现端倪。萨蒙德称，投反对票者被英国三大党领导人所谓的赋予苏格兰更多权力的承诺所欺骗，卡梅伦和工党领袖米利班德现已就兑现承诺产生分歧。在公投前夜，英国三大政党出于恐慌紧急做出的放权承诺并没有敲定太多细节，在平安渡过公投后，这一承诺很可能会“缩水”。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果在整个欧洲的视域下观察苏格兰公投，则更加耐人寻味。从德国的巴伐利亚、意大利的撒丁岛、法国的科西嘉岛，到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分离的幽灵正在欧洲游荡。众所周知，欧洲国家以让渡部分主权的方式创造了区域一体化的样板。如何理解欧洲的一体化与民族主义复苏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趋势？

陈志敏：在全球化和区域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地方分权主义如影随形，出现了一体化和地方化同步发展的局面。欧洲也不例外。在当今世界地区一体化水平最高的欧盟，一些成员国，如比利时完成了从单一制国家到联邦制国家的转型；而在其他成员国，则出现了程度不等的权力下放情况，形成地方、国家和欧盟各个层次的行为体协同治理的多层治理体系。一体化和地方化这两个现象看似相互矛盾，其实有着内在逻辑。一体化意味着国家权力向上移交，形成区域层面的权力机构，与国家分享安全、发展和认同提供者的角色。按照主权向上转让的逻辑，即欧盟权威和机制可以在欧洲层面更好地提供单个国家日益不能提供的安全、发展和认同，地方权威和机制也可以在地方层面提供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案，促进地方发展，形成权力下移的逻辑。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在苏联和中东欧部分国家的分裂进程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如今，分裂运动从非欧盟国家蔓延到欧盟国家内部，出现了从地方化到分离化的演变趋势。我认为，欧盟一体化为成员国内部的地方化提供了可能，但地方化发展到分离化则是一国中央—地方矛盾失控的产物。以苏格兰为例，分离势力的壮大是苏格兰人的认同和利益偏好与英格兰这个主体民族日益疏离，且英国的政治制度未能有效管控这些地区间矛盾的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关于苏格兰公投的各种评论中，有一种声音值得注意，有人认为苏格兰公投体现了“民主的胜利”。您如何评析这种观点？

陈志敏：这种判断并不恰当。在苏格兰公投事件上，英国政府的处理方式的确很有英国特色。但每个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对如何处理分离势力有完全不同的宪法法律框架。在欧盟国家内部，也有与英国完全不同的做法。例如，面对加泰罗尼亚地区举行地方公投的决定，西班牙政府和议会就采取了坚决反对的立场。

（摘自2014年9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