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即将过去。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新兴市场国家持续性崛起，西方陷入制度反思，乌克兰危机悬而未决，“伊斯兰国”坐大中东……

　　如何梳理这一年的国际风云变幻，如何审视这一年的国际格局演进，如何把握这一年各国发展脉动？

　　本报驻外记者林雪丹、刘栋、王海林、于景浩、李博雅、李永群、施晓慧、谢亚宏、王迪、刘睿、廖政军、曲颂、苑基荣、王云松强势出击，就这些问题深入采访各国知名专家学者。本报两位资深驻外记者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愿这期“权威论坛”对读者朋友有所帮助，有所启发。

　　国际格局正经历着深刻的历史性转变，世界多极化继续向前推进。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充分估计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更要看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

　2015年，我们将继续和读者朋友们一道关注、一道思考。

格局演变

　　王逸舟：今年世界力量格局最主要的变化体现在金砖国家持续性崛起上，尤其是中国表现最为显著。在世界经济整体不太景气的情况下，中国保持7%以上的增长率，在亚太地区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同时，中国是全球贸易体系中2/3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另外，非西方大国在全球经济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尤其是在增量方面。

　　当今世界的主导力量仍是西方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追赶过程将是漫长的，尤其是在“高边疆”领域，包括外太空、极地科考、信息安全等领域，西方仍具有相当大的优势。西方很多国家也在进行调整，试图改变颓势。世界正处在相当动荡的时代，未来发展还有很大不确定性，我们既要看到有利因素，也不要盲目乐观。

　　布热津斯基：美国不再是一个霸权国家，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包含了需要中国发挥比目前更大的作用的意思。未来两年中，如果美国仍然陷于政治上的分裂，甚至在高层出现一些不确定性，世界将是一个越来越不安稳甚至危险的世界。

　　弗拉基米尔·叶夫谢耶夫：2014年世界力量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多极化发展日渐鲜明应当说是最主要的趋势。乌克兰危机是2014年最引人瞩目的事件。美国在缺乏足够资源的情况下，仍在全球推动“颜色革命”，最终导致世界呈现混乱和不稳定的状态。不过，当前地区存在的不稳定状态从侧面加速了世界从单极世界向多极形态的转变。

　　贾尔斯·梅尔特：由于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美国已不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和安全力量。2015年，美国的经济复苏将持续，欧盟及欧元区国家经济复苏前景仍充满不确定性。

　　亚历山大·古谢夫：未来10年内，美国的影响力将逐步减弱，俄、中、印等国的影响力将显著提升。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在快速崛起，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基金的设立对于打破西方对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垄断尤为重要。

　　诺斯·亚基诺：2015年世界格局依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比如世界经济能否保持复苏势头，极端主义势力在中东的活动可能加剧等。

中国角色

　　王逸舟：当前，新兴市场国家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等全球性会议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提出的倡议越来越多。西方大国则显得比较乏力。全球话语权出现了明显的再平衡过程。近几年，尤其是今年，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分量在增加，如中国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丝路基金、提出“一带一路”合作构想等。这些新倡议反映出新兴市场国家不仅希望在经济总量上有一个再平衡，也希望在话语权和软实力方面发挥自己的能量。

　　新兴经济体虽然也面临困难，却处在上升状态，这是世界力量格局转变最喜人的一个标志。虽然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势头很猛，但在国际公共产品提供、重大决议文本制定和国际规则掌控等方面经验不足，还需要进一步“强身健体”，对自身进行改革完善。

　　弗拉基米尔·叶夫谢耶夫：中国今年在外交布局上的大手笔令人眼前一亮。不论是“点穴”外交还是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均展示了强劲的实力。中国通过举办亚信和APEC会议再次强化了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未来中国仍需在国际舞台积极亮相，这对世界向多极化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马凯硕：人类历史告诉我们，当一个新的大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时，它通常会带来一系列地缘政治的敌对和紧张形势。中国的崛起没有打破世界秩序，创造了地缘政治的奇迹。随着中国经济的体量越来越大，中国也面临新的挑战。

　　诺斯·亚基诺：作为世界其他国家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在国际社会正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今年不少新兴经济体复苏相对缓慢，尤其是以原材料出口为主的拉美国家。由于出口制成品较多，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表现良好。相对来说，政府财政政策相对稳定的国家，其经济增长更加明显，而不少新兴经济体依然需要解决不平等问题等。

　　贾尔斯·梅尔特：金砖国家在2014年的一个积极进展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金砖国家政府间似乎有着比西方观察家所预料的更多的政治合作意愿。我们理解中国视自己为东亚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和平的支持者，然而西方国家想更多了解中国的全球治理议程。

　　亚历山大·古谢夫：当今国际社会，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备受肯定。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有助于推动世界从单极向多极转变。中国奉行互利共赢的理念，特别是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展望未来，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特别是金砖国家的影响力将显著提升。在这种大调整的背景下，任何国家都应当适应新的国际格局。

危机透视

　　布热津斯基：普京将乌克兰问题视为一场试验，其战术是故意与乌克兰发生政治和金融方面的摩擦，长时间对乌克兰施加压力，以期让乌克兰维持独立的代价超过其所能承受的范围，瓦解其国家意志、阻碍其政府的正常运转。俄罗斯同时也正对北约“秀肌肉”，由此可见俄罗斯正用威胁战略试图分化欧洲——一些欧洲国家已经被局势所困，另外一些并不惧怕局势的发展。普京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是通过乌克兰危机分化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值得指出的是，俄罗斯还有意识地利用了外界对核威慑的担忧。

　　弗拉基米尔·叶夫谢耶夫：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正在减弱，但要说出现明显衰落还为时尚早。美国在北非和中东地区仍然具有较强影响力。美国尝试破坏苏联地区的稳定，还鼓动欧洲国家参与制裁俄罗斯，结果令它们也蒙受损失。由于俄与西方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并非不可调和，目前来看不会爆发新的“冷战”。尽管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俄与北约呈现尖锐对立，但双方只是象征性地“秀肌肉”。

　　马凯硕：美国正在面临新的挑战，也有新的弱点。美国的政治制度仍然因两极分化严重而几乎陷入瘫痪。几乎没有美国人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们的社会亟须进行结构性调整。总之，世界格局仍然复杂多变。

　　2014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毫无疑问是本年度最大的意外事件。乌克兰危机是一个原本可以避免的事件。西方在同俄罗斯处理关系时再一次显示了地缘政治智慧的匮乏。

　　贾尔斯·梅尔特：2014年世界力量格局最重要的变化是俄罗斯崛起成为一股独断而自信的军事力量，以及它毫不犹豫地使用它的力量来实现政治目的，例如合并克里米亚。

　　诺斯·亚基诺：2014年美国经济相对出色，但其在中东、乌克兰及东亚等一些地区问题上的处理，包括其财政赤字的加大，都显示了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开始下降。总体看来，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暂时还难以撼动。美国的“转向亚太”政策，被视为其同中国的亚太竞争，为此美国可能会加大其军事支出，从而进一步恶化其财政状况。

社会思潮

　　温宪：2014年，美国社会不平等加剧趋势并未缓解。奥巴马总统坦承，几十年来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损害了“美国梦”，是美国面临的“重大挑战”。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所撰写的《21世纪资本论》对美国思想界造成巨大冲击，他认为美国的贫富差距要比欧洲各国大许多，这不仅危害经济发展，对民主制度的运行也有负面影响。美国最高法院以保障富人人权为由允许个人可无限制地对政治选举进行金钱捐助，这就有危害民主制度、陷入“金钱专制主义”的危险。

　　托马斯·皮凯蒂：每个社会赋予“不平等”不同的含义，也就是说不平等本身不一定是坏事，但它必须符合共同利益。比例合理的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完全有用，问题是出现了极端化，如极少数人占有整个国家的资源和财富，这就不合理了。

　　1929年经济危机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部分原因是严重不平等所致，因为不平等问题大大削弱了美国金融体系。原因很简单，不平等加剧导致美国老百姓购买力下降，富人的钱注入金融系统寻求高回报，银行等金融机构越来越缺乏监管。债务膨胀与监管的缺失使金融市场越来越不稳定。

　　将1977年至2007年美国30年的经济增长累加，我们发现10%的美国富人拿走了3/4的增长，这30年美国国民收入增长的60%则进了最富有1%阶层的腰包。美国未来还会发生类似“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活动，以表达对不平等加剧的不满。

　　郑永年：2014年亚洲地区出现的重要思潮变化表现为三大方面：一是出现了政治化和政治激进化的思潮。近年来，西方国家也出现了政治激进化，但大多社会运动的表现是有限度、有妥协的。亚洲则没有妥协传统，社会运动一般都坚持不懈。一些地方以民主名义的政治激进化，实际上是反民主的。二是宗教思想激进化，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持续多年的宗教思想激进化。三是对经济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反思。

　　丁刚：2014年拉美的主色调仍是“粉色”。粉色指左翼思潮，有“向左转”之意。左翼执政的政策目标通常是追求公平、减少贫困、加强民主。今年拉美共举行8次大选，左翼或偏左翼政党赢了6场。但今年的“粉色”与往年有所不同，其最大变化是，最近10多年能够载着“粉色”快速前行的经济列车开始大幅减速，左翼思潮高峰期已过，其形成的基础正在变化之中。

　　原因是多方面的：大宗商品价格下降，财政收入减少，民众消费乏力，劳动生产率低位徘徊，制造业萎缩。左翼政府以中下层为主要支持者。但要让刚刚脱贫的人不再落入贫穷泥沼，不能光靠分蛋糕，还得把蛋糕做大。做大蛋糕需要提升劳动力效率，需要将“输血机制”转换为“造血机制”，这是拉美国家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

　　安德烈·富尔索夫：在西方制裁下，俄罗斯人的生活负担越来越不轻松，但普京总统的支持率反而一路看涨，原因在于俄罗斯人心中根植的大国梦重新复苏。今年克里米亚入俄，让许多人仿佛找回了荣光。西方在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一味对俄罗斯施压，反而让俄民众认清了西方国家的企图。

　　贫富差距对俄罗斯社会来说并不是一个小问题，基尼系数已连续多年超过0.4的警戒线。值得警惕的是，目前的高通胀率和卢布贬值使得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进一步降低，政府必须通过宏观调控加以控制，否则贫富差距加大将演变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贝尔特朗·巴迪：法国和南欧等地就业问题比较突出。但在就业问题背后，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经济危机难以避免，而且危机越来越蔓延至政治与体制领域，人们对政治的不信任日甚。人们担心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浪潮有可能对欧洲造成致命的影响。

　　哈桑·纳法：极端宗教主义、原教旨主义兴起是中东地区近年来社会思潮的重要变化，这在今年尤为明显。中东许多国家对走世俗道路还是宗教道路一直存在争论，外来力量干涉打破了原有的国内政治力量平衡，使部分国家出现权力真空，客观上为原教旨主义思潮不断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一点在伊拉克、利比亚以及叙利亚部分地区表现得非常明显。

模式探索

　　丁刚：西方思想界目前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治理模式的讨论，无论是规模还是深度，都是战后从未有过的。有专家称此为“人类对自身文明发展认识的一个拐点”。其中有两点尤其值得我们重视。一是“中国元素”开始进入类似研究的参照系。比如，美国学者福山提出的维系现代政治秩序的三元素：强大有效的国家（中央权力）、法治以及回应民众要求的可问责民主，就总结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

　　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国家治理能力，也就是领导力，可以说这是一个“呼唤领导力之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新年专刊首篇文章提出，西方民主制度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领导力下滑。2014年西方学者对未来全球治理前景的忧虑，以及对世界秩序可能陷入混乱的担心，其实都与西方国家领导力下降相关。中国的治理模式也正是在这样的对比中显示出了生命力和影响力。

　　温宪：今年美国两党政治僵局持续，对美式民主制度的反思也成为显学。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司法和立法部门对政府影响力过大，而受损的是行政部门。美国人一贯信不过政府，由此就催生了立法部门解决行政问题的局面，导致成本升高、效率低下。美国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的影响力在增加，这不仅扭曲了民主进程，也侵蚀了政府有效运作的能力。

　　胡里奥·里奥斯：欧洲当前面临的危机不仅仅限于金融或经济危机，而是体制危机。现存体制漏洞已经危及了民主的本质，民主从民众利益的代表和象征转变为维护大财团利益的政治借口，忽视了社会凝聚力和公平正义。民主成为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大型公司的工具。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财团控制了权力，权力不再属于人民，民主赤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严重。这需要我们深刻的反思和改革。

　　贝尔特朗·巴迪：体制危机逐渐成为世界多国的“共同分母”，不管其经济发展水平如何。 巴西、印度、南非目前都面临强大的政治体制抗议。我认为，这场政治体制危机比经济危机严重，经济危机的解决，也要通过对政治结构必不可少的改革。

　　托马斯·皮凯蒂：经济开放、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如中国的发展。但同时应保障社会各阶层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好处，经济增长不会自动解决分配问题。

　　民主形式不应只有一种模式。我不认为欧美的选举式民主政治是唯一可行的民主方式与组织方式。我对中国的整个成功发展故事很感兴趣。我不预言西方的民主方式能继续很好运转，因为有许多问题它解决不了。法国与欧洲可以从中国学习许多东西，中国也可以从欧洲汲取历史经验教训。

　　丁刚：拉美的现象并不是孤立的，新兴经济体广泛面临“脆弱中产”挑战，在外部经济动力减弱、内部经济转型困难的双重压力下，国家治理难度不断加大。目前全球有40%的人口处于“脆弱中产”之列。具体地说，发展中国家有近30亿人每天靠2到10美元生存。这部分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能否进一步改善，直接决定新兴经济体的命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被视为已经实现民主化的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步入了选举困境。这些国家的最大票仓是中下层，只有照顾到这部分人利益，才能得到更多选票。由于中下层与中上层的利益出现了矛盾，选举的结果往往是社会的撕裂，政府的决策力和执行力趋弱。

　　郑永年：每个国家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自己的道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选择了西方模式，现在看来并不成功。新加坡选择的是自己的模式，也在不断平衡资本和社会的力量，国家主要通过将企业和政府投资的收入通过各种形式分配给百姓。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西方的发展模式并不完善，任何模式都要随着社会的改变不断发展。中国的模式有潜在的优势，有自己的发展逻辑，通过改革能够发挥出更多优势。

　　胡里奥·里奥斯：我十分认同新兴经济体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治理模式。中国通过坚持不懈的改革向世界展示了其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中国如今正在追求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经济增长以及公平正义，并极力将中华历史文化传统与全球发展趋势相结合，值得赞赏。

中东乱局

　　李绍先：2014年中东形势呈现三个突出特点：一是一战后形成的现有地区政治秩序趋于崩溃，中东政治版图越来越碎片化，许多国家的边界失控。地区旧秩序正在解体，新秩序如何建立、何时建立尚属未定之天。二是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危机频现。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只能控制西部狭窄的城市地域。埃及虽“恢复秩序”，但社会严重对立。利比亚深陷内战，也门趋于分裂，只有突尼斯“革命”硕果仅存，仍在艰难挣扎。三是伊朗核问题进入既难达成协议又难破裂散伙的“新常态”，预计未来将处于久谈不决的局面。

　　奥巴马上任近6年来，中东和反恐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一路下滑，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伊斯兰国”现象是美国“再平衡”政策负面效应的滞后显现。2014年6月“伊斯兰国”组织异军突起，对美国的中东战略利益甚至本土安全构成巨大威胁。8月19日和9月初，在“伊斯兰国”组织先后两次斩首美国人质后，奥巴马发表演讲宣布打击该组织。美国全球反恐战略6年来首次出现向中东回摆的迹象。

　　侯赛因·伊斯梅尔：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在2014年中经历了较大的变化。埃及、突尼斯等国在经历了长期动荡后，逐步趋于稳定。但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的动荡以及伊朗核问题、巴以冲突等，让外界依旧对中东局势持忧虑态度。中东地区持续动荡数年来，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已出现明显下降。可以确定的是，中东地区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中仍具有重要地位。随着一些中东国家局势趋稳，美国将会更加重视恢复自身在这一地区的存在感。

　　费年科：中东地处连接东西方的位置，又是世界最重要石油产地，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将长期占据核心地位。最近几年来可以观察到美国和以色列盟友关系的弱化。另外，英国积极对叙政府施压等行为显示出英国有重返中东的趋势。

　　迈克尔·赖恩：美国基于地缘政治考虑仍将与中东保持密切接触，但同时美国在全球战略上向亚洲偏移也是不争事实。如今，中美两国经济相互深度依赖，如何公平、和平地共同应对地缘政治挑战，似乎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反恐形势

　　哈桑·纳法：“伊斯兰国”组织在中东地区的势力扩张，是2014年全球反恐形势中最重要的变化。如今这一组织破坏力巨大，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警惕。许多来自中东地区以外国家的极端分子纷纷加入该组织，对全球安全形势构成严重挑战，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国对反恐斗争的认同与合作。但也应当看到，一些国家依旧在反恐过程中采取双重标准，削弱了打击恐怖主义势力的力量。

　　迈克尔·赖恩：2014年以来，“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成为两个独立的跨国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组织宣布其头目是全体穆斯林的“领袖”，并在伊拉克与叙利亚的国土上建起一个“雏形国家”。利比亚、埃及、也门和阿尔及利亚等国的极端暴力组织纷纷宣布效忠“伊斯兰国”。上述变化呈现出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也使得美国乃至全球的反恐形势更为严峻。

　　费年科：2014年全球反恐形势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伊斯兰国”组织的出现。该组织像阿富汗塔利班一样，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在2015年仍将是全球反恐的重要任务。

　　德克：互联网正成为恐怖主义活动的重要平台和渠道。网络恐怖主义对国际社会的危害性日益突出，打击网络恐怖主义正成为国际反恐斗争的新挑战。2014年“伊斯兰国”组织和索马里“青年党”都借助社交网站和手机应用大范围传播极端主义，发展一整套社交媒体传播策略。2015年全球反恐形势并不乐观，如何打击“伊斯兰国”和网络恐怖主义将是2015年全球反恐的重点。

　　哈桑·纳法：2015年将是全球反恐关键的一年。随着恐怖主义势力在中东等地区重新活跃，世界各国亟须抛弃成见，开展合作。中东国家作为反恐斗争的最前线，既需要加强自身合作，同时也离不开其他国家的支持。

　　爱丽丝·帕波斯：恐怖主义已从一个边缘安全问题发展成当今世界最主要的问题之一。目前的反恐战略一方面必须适应反恐形势的快速发展，同时也需将军事科技以及计算机技术的最新成果引入应用，以实现更安全和更精确的反恐行动。

王逸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布热津斯基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弗拉基米尔·叶夫谢耶夫 俄罗斯独联体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贾尔斯·梅尔特 欧洲智库欧洲之友秘书长；

亚历山大·古谢夫 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诺斯·亚基诺 秘鲁国立圣马尔科斯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

马凯硕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温 宪 本报北美中心分社首席记者；

托马斯·皮凯蒂 法国经济学家、《21世纪资本论》作者；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丁 刚 本报拉美中心分社首席记者；

安德烈·富尔索夫 俄罗斯系统战略研究所所长；

贝尔特朗·巴迪 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

哈桑·纳法 开罗大学政治系教授；

胡里奥·里奥斯 西班牙中国政策研究室主任；

迈克尔·赖恩 美国中东研究所中东问题专家；

费年科 俄罗斯科学院国际安全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德 克 南非大学政治学教授；

爱丽丝·帕波斯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李绍先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侯赛因·伊斯梅尔 埃及政治学者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