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7年11月9日到1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参加。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以及组织问题、政治纪律问题等决议，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坚决领导农民暴动，实行农村割据；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耕种；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等等。这些都是正确的。与此同时，会议也提出了一套“左”倾的理论和政策。

‍　　这次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左”倾观点，认为中国革命无论在性质上或速度上，都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样，就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会议认为蒋介石的叛变就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汪精卫的叛变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叛变，因而提出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还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会议不承认革命处于低潮，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据此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并要求农村暴动同城市暴动相结合，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以形成城乡的武装总暴动，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提议，会议对八七会议后各地武装起义所遭受的失败和挫折不作具体分析，片面地指责起义领导人“犹豫动摇”、“违背中央政策”、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并决定给予周恩来、谭平山、毛泽东、彭公达等以各种政治纪律处分。

‍　　从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开始在各地贯彻执行。一些地区发生强迫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和盲目烧杀等情况，使中国共产党在这些地区一度严重脱离了群众。农村的武装起义只有少数取得一定的胜利，多数没有成功，或者根本没有发动起来。武汉、长沙、上海等大城市中少数工人和积极分子举行的罢工，也很快被镇压下去。广州起义虽取得暂时的胜利，但领导者没有及时把革命武装撤出大城市，退向农村，这和扩大会议指导思想的影响也是有关的。12月下旬，中共中央鉴于各地总暴动难以发动，提出一些地区如果条件不具备就不要号召立刻暴动，并决定停止湖南、湖北的旧历年关暴动，从而避免了一些损失。但是，整个暴动计划并没有停止执行。

‍　　这次“左”倾错误，发生于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折时期。它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由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革命急性病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总的说来，理论水平不高，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各种迫切问题不可能都作出正确的分析，同时也缺乏党内斗争经验，不懂得在反右的同时必须防“左”。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对这次“左”倾错误负有重要责任，他是这次政治上的盲动主义、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以及其他“左”倾政策的主要提出者和推行者。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对这次“左”的错误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

韩广富曹希岭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