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18日到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10月中国共产党的第六届中央从莫斯科回国，至第二年6月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前的这一段时期，中共中央在指导思想上，曾提出过把红军分散，主要领导人离开红军的错误策略。这一错误策略虽然没有得到贯彻，但是也有深刻的教训值得吸取。

　　为什么第六届中共中央一回国就提出这样的错误策略呢？这与当时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困境直接相关，但是更主要的是因为当时中共中央对红军和苏维埃运动没有正确的认识，并受到共产国际的一些错误指导。

　　中国革命有着自己的规律和特点，农村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发生，就是中国革命特点决定下的规律之一。农村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谁预先设计好的，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和最高形式。

　　1928年的农村红军和苏维埃运动，一时处于极端困难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许多武装起义都被镇压下去了，已经兴起的几个地区的红军和苏维埃运动，无一不在敌人的“围剿”和“会剿”下。到这年10月中共中央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时，海陆丰苏区完全失败了，红军全部丧失；井冈山地区的红四军也没有完全扭转“八月失败”的危局；湘鄂赣边的红五军，正处于敌军的重兵“围剿”下；其他地区形势也十分不利。但是这种形势变化反映出一种规律：农村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形势在客观上是随反动政局的变化而变化的。1928年春，国民党内部的战争基本结束，南方的反动政局逐渐稳定，国民党当局将大规模的军力投入到对红军和根据地的进攻，造成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暂时困难。但是中国的反动政局，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和落后的经济基础决定的，这就决定了其形式必然是分裂与稳定的不断循环。这样红军和苏维埃的困境也就是一种暂时现象，必然要在反动政局下一次分裂的时候得到更大的发展。

　　但是，第六届中共中央对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没有正确的认识，在革命指导上，基本上还是遵循苏联的革命经验。即把工作的中心完全放在争取群众上，实行彻底的退却。六大仍然强调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以城市为中心，以武装起义实现夺取政权为暴力革命的最高形式。

　　另外，这期间，共产国际也是用苏联的革命经验来指导中国革命的。他们对中国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认识更是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在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认为中国农村红军和苏维埃运动前景惨淡，中国红军如果集中存在，“会像一个胖胖的大肚子的女人，坐到每一个地方，便在那里大吃大嚼个精光”。从这种奇谈怪论出发，他认为“不要将红军聚到一个地方，最好将他们分成几个部分”，散入农民群众中，并且主张把红军中著名的将领调开，免得招惹是非。

　　第六届中共中央就是因为见到了国内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困难局面，加上苏联革命经验的影响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才在回国后提出了分散红军，把主要领导人调离红军的错误策略的。

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

韩广富 曹希岭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