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2月11日爆发的广州起义，长期以来被看作是与瞿秋白的“左”倾错误有关，是一次“军事投机”活动。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广州起义有许多自己的特点，它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行动，不是盲动主义的产物，是被国民党新军阀逼出来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革命形势虽然由高潮暂时转入低潮，但从广州的实际情况看，在国民党新军阀的野蛮屠杀和残酷镇压下，中国共产党只有领导工人阶级举行武装起义，才是唯一的出路。

　　第一，广州起义是以进攻的形式实现防御目的的。事实上，广州起义并不是按原定日期举行的，而是被敌方逼迫提前发动的。1927年12月7日，起义总指挥部又秘密召集工农兵代表大会，决定12月13日正式举行起义。但是，在准备起义的过程中，设在小北直街大安酒米店的武器转运站被敌侦破，该店老板被捕后供出实情。教导团也有反动分子告密。与此同时，在上海的汪精卫也风闻共产党准备在广州暴动，特派陈璧君赶到广州，要张发奎等“(1)不要释放政治犯；(2)设法解决教导队”。接着，汪精卫等于12月9日又发出“清电”，捕拿中共党员，企图把中共在广州的革命力量一网打尽。在这种万分紧迫的情况下，起义总指挥部被迫决定将起义日期提前至11日。可见，广州起义，实际上是一次以进攻的形式为实现积极防御的军事行动。广州起义是广州工人阶级斗争发展的迫切要求和必然结果。

　　第二，广州起义的主要意图在于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一般说来，进攻是直接为了消灭敌人的，防御则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的。中共中央决定举行广州起义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保存省港大罢工这支革命力量。省港罢工工人在广州工人阶级中是最有力量的成份，也是广州白色政权的眼中钉，他们千方百计地预谋驱散这支革命力量，再施解散阴谋。对此，罢工工人虽然极力反抗，但是，大部分市内罢工工人，已离去七八成。其中2000多受过军事训练的赤卫队员也基本离散，只有500个纠察队员一直到广州起义的时候还在赤卫队里。为了尽可能保存这支革命力量，11月28日，《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号召暴动宣言》中号召工农兵士及一切贫民联合起来，为拥护省港罢工工人原有权利而斗争。由此看来，举行广州起义，对于保存省港罢工工人这支革命力量，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实际上也保存了其中一部分力量，但最终没有使这支革命力量有效地保存起来。

　　第三，广州起义不是从罢工发展到武装起义，而是直接武装起义。先罢工后起义，这是城市武装起义的常规。广州起义前，中共广东省委决定首先举行总同盟罢工，从罢工发展到示威游行，进而形成武装起义。实际上，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野蛮屠杀和残酷镇压，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因此于12月7日举行的工农兵代表秘密会议上，一致决定直接举行武装起义。

　　总之，广州起义是有准备的，为了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中共广东省积极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广州起义也是具有社会基础的。事实上，广州起义爆发后，在极其严重而危急的战争状态中，能够调动一两万人参加起义，这不能不说是准备工作的成效。尽管这些准备工作是不充分的，但也有力地说明广州起义不是突然而至的“军事投机”式的盲动。

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

韩广富 曹希岭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