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斯大林在中国大革命初期和中期的领导，基本上是正确的，因此使中国大革命在当时取得了很大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当时对于斯大林、共产国际的一些正确主张，基本上是执行了的。所以，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大革命初期和中期的领导也是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共产国际、斯大林对中国大革命的指导也不是一贯正确的，其错误的方针政策对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所犯的错误是有直接影响的。从指导思想上说来，共产国际、斯大林的严重失误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张一切通过国民党，扶助国民党“左派”掌握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是共产国际一贯的指导思想。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于蒋介石、冯玉祥、汪精卫这些所谓的国民党“左派”的相继叛变，打起反共反苏的旗子，是没有思想准备的，或者说是缺乏警惕的。

　　第二、对中国阶级力量的分析是错误的。1926年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通过《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对中国共产党应如何对待国民党的右、中、左三派作了方针性的决定：“（1）系统地坚决地反对国民党右派、戴季陶思想及其变国民党为资产阶级政党的意图；（2）组织左派并与之密切合作，不要企图以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做领导工作；（3）坚持不懈地批判摇摆于左右翼之间，摇摆于进一步发展革命与同帝国主义妥协之间的中间派。”对国民党的政治态度作出这样的分析，一般说来是对的，但问题在于谁是这些不同派别的代表人物呢？共产国际、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有严重偏差的。

　　第三，把中国革命机械地划分为三个阶段，也是片面的。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把中国革命运动机械地划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广州时期，中国革命是全民族联合战线阶段。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在蒋介石四一二叛变后，民族资产阶级就转入反革命阵营了。第二阶段，是以武汉为中心的时期。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七一五汪精卫等叛变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离了革命”。第三阶段，中国革命进入了苏维埃阶段，“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就是农民和城市贫民。”正是由于错误地并且是一成不变地把蒋介石当成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把汪精卫当成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他们没有叛变之前，对他们尽力加以支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丧失应有的警惕性，犯了右的错误。当他们叛变之后，就错误地断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已经不是、而且永远不可能再是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同盟者了，这又犯了过左的错误。

　　斯大林、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错误观点，对陈独秀和国际代表是有影响的。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际代表吴廷康（维经斯基）、鲍罗廷举行一次联席会议，通过《政治问题议决案》，其中要坚决地反对国民党右派之外，还作了如下规定：其一，“很坚决的认定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左派，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当提出左派首领。使左派获得革命化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应使左派由我们的援助获得在政府和党的领导地位。”左派首领是谁呢？决议案没有明说，但在中央局1926年12月5日写的《关于全国政治情形及党的策略的报告（十、十一月份）》中说的很清楚，就是汪精卫。当时汪精卫还在国外。因此，报告中说：“使汪精卫能够迅速回来，使左派能有中心领袖，使国民政府能有中心人物（蒋现时虽是国民政府中心，但不为各方面所满意），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均比较的强健有力”。这就是说要帮助国民党左派的上层领袖即汪精卫获得群众，获得力量，获得领导权。其二，以上述观点作指导，中共中央和国际代表就规定了两条措施：（1）反对“组织工、农、小有产阶级群众，在我们直接领导之下，和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对抗”的倾向，认为这样做，“必定走向和国民党脱离，而危及整个民主革命运动”。（2）农民运动要由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来指导，发展农民运动，但“不能和国民政府发生冲突”。由此可见，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共产国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

韩广富 曹希岭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