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就中共中央来说，是中共的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并非四大之前对这个问题毫无认识。

　　首先，中共二大已经有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萌芽。中共二大在中国革命史上破天荒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但是，中共二大并没有过高地估计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把他们视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相反，中共二大认为中国资产阶级还“幼稚”，他们只有“避免美国的愚弄”才能走上民主运动的正确道路。同时，中共二大虽然把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置于“帮助”、“援助”、“扶助”的地位，但是中共二大宣言已经指出，香港海员和其他工人的罢工斗争，足以证明中国工人阶级是“伟大势力”，并且预见它“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中共二大还认为“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的运动，并不是投降于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做他们的附属品”，而是“为自己阶级的利益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社会主义革命也“能跟着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

　　其次，中共二大之后，党的一些领导人根据革命的实践经验，不断充实和发展二大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如1922年10月，高君宇在一篇文章中认为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强壮”，所以，在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是处于“主要的地位”，“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参加的”。又如1923年6月，瞿秋白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之地位”。在中共三大上，瞿秋白还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是唯一的、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力量”；他主张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干”，要“努力做这一革命中心的元核——领导者”。1924年11月，邓中夏在《我们的力量》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然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

　　再次，中共四大前的一些会议决议和发出的文件中，已经注意了无产阶级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问题。譬如，1923年11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就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凡是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我们的同志要加入进去，在没有组织的地方要帮助其建立；并且提出“矫正”国民党的政治观点，“促其做反帝的宣传及行动”，同时批评了党内在国共合作关系上的右倾错误，明确地提出“我们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实际上，就是强调正确处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要使中国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中心地位，把国民党改造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接着，在1924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上，强调巩固和扩大国民党左派，削弱国民党的右派势力，努力贯彻国民党一大宣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原则，强调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工农运动并提出相应的政策，批评在这些问题上的右倾错误。同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十五号通告，指示各区委和地委必须努力掌握党在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中的领导权。

　　显然，中共四大正式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如果在中共四大以前中国共产党和党内同志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毫无认识，那么，中共四大就不可能明确地提出中国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的重要思想。

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

韩广富 曹希岭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