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系研究生党员与1967届校友朱祖良交流座谈会
4月27日上午,在“抹云楼”创立者秦启宗先生的夫人郑企克先生的邀请下,复旦大学1967届放射化学专业校友朱祖良老师来到化学系,同化学系各专业的研究生党员同学进行了一次亲切、生动、另人印象深刻的交流。化学系党委副书记刘永梅老师、罗凌老师、物理化学专业教授丁传凡老师一同出席了此次交流会。 首先,郑企克先生以自己的老师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物理化学家吴征铠老先生的一段话作为开头,老先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精神,深深的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党员。对化学系的研究生同学郑企克先生提出了希望年轻一代的党员要做好“接力队中的一员”,将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传承下去、发展壮大的要求。 接下来,朱祖良老师结合自己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一大批“两弹一星”老科学家们鲜为人知的小故事。这些老科学家身上“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精神”,他们在“做人、做科学”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优秀品质,是他们留下的一大笔宝贵财富,是非常值得我们年轻一代党员同志继承和学习的。朱祖良老先生给在座的每一位年轻党员上了一堂生动又极有意义的“不是党课的党课”。 朱祖良先生提到的第一个先进人物是王淦昌,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在接到中共中央关于要搞核武器的命令后,他作为一个科学家毅然放弃自己原本的研究领域投入到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之中。朱先生提到王淦昌老先生的一句话“我愿以身许诺,党让我从事什么事业我就从事什么事业,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正是这种为党和国家事业不怕牺牲的精神,让当时的王淦昌隐姓埋名,离开亲属家人,在祖国最需要他的地方做出了一项又一项令世人震惊的伟大成绩。他还曾经同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一起给邓小平同志写信,提出了中国应该应对美国霸权主义,中国要有自己的高技术产业。这一提议正是为后来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高技术的发展开创了新局面。王淦昌还提出实验室之间要互相协作、互相协同,“合则成、分则散,不搞杂牌,要搞中国牌!”。这一大力协同的思想也正是“两弹精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朱祖良先生的讲述中,我们年轻党员深刻体会到了王淦昌老先生理论联系实际利用科学为祖国服务的爱国精神,在关键时刻敢于向国家领导人提出真知灼见的事业心和强烈责任感,以及他关于大力协同联合实验所提出的协作精神。这些精神让我们备受感染,将交流会推向了高潮。 朱祖良先生提到的第二个先进人物是于敏,他没有留学经历,完全是本土培养的一名优秀科学家。于先生长期为我国的核武器事业默默无闻地奉献自己的青春与人生,他的功绩足以成为中华文明史上最闪亮的星辰。当英年早逝的邓稼先已经以“中国原子弹之父”的声名为世人熟知,作为“中国氢弹之父”的于敏先生依然保持着神秘的低调。 朱祖良老师用切身的体会,为我们讲述了他眼中的“土专家”。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从此,至1988年,于敏的名字和身份是严格保密的。于敏评价自己性格内向,但是朱祖良老师高度评价他与他人的沟通能力。在研究氢弹爆炸的问题上,于敏首先提出了用原子弹引爆氢弹的设想。在当时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科研工作,爱国思想是他最强大的精神动力。另外,在搞科研遇到行政的阻碍时,他也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在自我人格上做到“不为权势所趋,不为利益所移”。当时,于敏带着大家一起研究,常常是大家在一起开会,讨论。他从来没有领导的架子,有问题就提,有错误就改。他鼓励大家有问题就提,不要怕有不同的声音,不要吵闹。对于后辈青年,于敏主动给他们作思想工作。在学术方面,于敏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由于自己扎实的基础知识,他甚至可以利用数字解和解析解的结合,估算出某些特征原子量。对于科学研究,于敏可谓是全身心的投入。这位“土生土长的”老专家,在关键时刻,为中国的氢弹和核武器事业指明了方向,为中国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为中华民族的安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交流中,朱老师还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不一样的邓稼先先生。邓稼先在已经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之后, 却仍然在最关键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核武器插雷管、铀颗粒加工等最危险的时刻, 他总是坚持要直接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担任院长期间,他鞠躬尽瘁,身患重病仍坚持会同多位科学家向上级提出加快我国核武器发展的重要建议,邓院长经常通过“给后辈拍肩膀”的方式鼓励他们继续将核事业顺利进行下去。 当朱老师讲述到,患有癌症重病在床的邓院长执意去天安门广场,对着冉冉升起的国旗完成自己最后一次敬礼时。这一幕让在座的许多同学潸然泪下。一位时时刻刻心系祖国的老科学家,为了祖国的核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感人肺腑、可敬可泣! 在交流会上,朱祖良老先生还讲述了陈能宽、彭桓武、周光召、朱光亚等一系列两弹一星老科学家们的光辉事迹,其中老科学家们在九院留下的“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科学是无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自己的祖国的”的名言警句至今鼓舞着九院的全体科研工作者,接激励着交流会在场的每一位大学生党员。 交流会后,朱祖良先生又结合青年研究生党员提出的问题与同学们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答,比如一个学生问道:“您如何评价现在的大学生宁可要北上广的一张床也不要偏远地区的一套房?”。朱祖良老师说现在是市场经济,不像以前那样是计划经济,大学生毕业是靠分配的。但是,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对的,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他回忆当时(90年代末)科研条件艰苦,基地离当地的小镇都要有十几公里,自己的子女上学不方便,所以就自己办小学,自己在那个学校中当老师,但是教学条件也是很差的。由于在当时搞科研待遇低,很多人都离开了,留下来的人不到百分之三十。面对留不住人才的现实,朱祖良老师认为这首先是国家体制决定的,他也从来不勉强他人。对于去留问题上,他给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是他对于这个问题他也提出政府要积极引导,倡导主流价值观。共产党员更是要树立正确的核心思想和价值观,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同时他提到,目前绵阳九院在党和国家政策的扶植下,每年与清华、复旦、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实现定向招生,使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投入到了这一祖国需要的事业中来。 这次交流会,让平时在实验室里埋头科研的化学系研究生,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和体会到了曾经的那个光辉的岁月,感受到了在那个岁月中的科学家、共产党员同志们为了伟大祖国的科研事业,艰苦奋斗、不计回报、不畏牺牲的爱国精神。这无疑是一次非常深入的关于党员精神、科学家品质的“不是党课的党课”,正如郑企克先生所讲的,当老一辈的科学家和共产党员将“接力棒”传递到我们手中时,我们要做好“接力队中的一员”,将这些优秀的精神和品质深入领会、继承下来、并将之发扬光大! 来源:化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