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费尔巴哈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

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

    [……]

    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das Bewup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bewup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

 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

 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做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做是他们的意识。

 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

 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

 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这里我们只举出几个我们用来与意识形态相对照的抽象，并用历史的实例来加以说明。

 [……]

 我们谈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即使感性在圣布鲁诺那里被归结为像一根棍子那样微不足道的东西，它仍然必须以生产这根棍子的活动为前提。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大家知道，德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因而也从未拥有过一个历史学家。法国人和英国人尽管对这一事实同所谓的历史之间的联系了解得非常片面——特别是因为他们受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但毕竟作了一些为历史编纂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首次写出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

 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从这里立即可以明白，德国人的伟大历史智慧是谁的精神产物。德国人认为，凡是在他们缺乏实证材料的地方，凡是在神学、政治和文学的谬论不能立足的地方，就没有任何历史，那里只有“史前时期”；至于如何从这个荒谬的“史前历史”过渡到真正的历史，他们却没有对我们作任何解释。不过另一方面，他们的历史思辨所以特别热衷于这个“史前历史”，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他们不会受到“粗暴事实”的干预，而且还可以让他们的思辨欲望得到充分的自由，创立和推翻成千上万的假说。

 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德国除外)。这时就应该根据现有的经验材料来考察和阐明家庭，而不应该像通常在德国所做的那样，根据“家庭的概念”来考察和阐明家庭。此外，不应该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做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该看做是三个方面，或者，为了使德国人能够明白，把它们看做是三个“因素”。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以来，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

 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共同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但是，这样的历史在德国是写不出来的，这也是很明显的，因为对于德国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不仅缺乏理解能力和材料，而且还缺乏“感性确定

 性”；而在莱茵河彼岸之所以不可能有关于这类事情的任何经验，是因为那里再没有什么历史。由此可见，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用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特意把人们维系在一起。

 只有现在，在我们已经考察了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还具有“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当然，意识起初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个人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这个开始，同这一阶段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动物的性质；这是纯粹的畜群意识，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这种绵羊意识或部落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与此同时分工也发展起来。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但是，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不过，在一定民族的各种关系的范围内，这种现象的出现也可能不是因为在该民族范围内出现了矛盾，而是因为在该民族意识和其他民族的实践之间，亦即在某一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普遍意识之间出现了矛盾(就像目前德国的情形那样)——既然这个矛盾似乎只表现为民族意识范围内的矛盾，那么在这个民族看来，斗争也就限于这种民族废物，因为这个民族就是废物本身。但是，意识本身究竟采取什么形式，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我们从这一大堆赘述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上述三个因素即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而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则只有再消灭分工。此外，不言而喻，“幽灵”、“枷锁”、“最高存在物”、“概念”、“疑虑”显然只是孤立的个人的一种观念上的、思辨的、精神的表现，只是他的观念，即关于真正经验的束缚和界限的观念；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往形式就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

 [……]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然而，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于是历史便具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等等)“并列的人物”。其实，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同样，砂糖和咖啡是这样来表明自己在19世纪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所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匮乏推动了德国人起来反抗拿破仑，从而就成为光荣的1813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由此可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

 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

 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世界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当然也是经验事实。但是，另一种情况也具有同样的经验根据，这就是：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下面还要谈到这一点)以及与这一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私有制的消灭，这种对德国理论家们来说是如此神秘的力量也将被消灭；同时，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至于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根据上面的叙述，这已经很清楚了。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这种观点仍然可以用思辨的、观念的方式，也就是用幻想的方式解释为“类的自我产生”(“作为主体的社会”)，从而把所有前后相继、彼此相联的个人想象为从事自我产生这种神秘活动的唯一的个人。这里很明显，尽管人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互相创造着，但是他们既不像圣布鲁诺胡说的那样，也不像“唯一者”、“被创造的”人那样创造自己本身。

 最后，我们从上面所阐述的历史观中还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1)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个阶级构成了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当然也可以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只要它们认识到这个阶级的状况；(2)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社会的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表现，因此一切革命斗争都是针对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3)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因为完成这个革命的是这样一个阶级，它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4)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

 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由此也就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加以神化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份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干扰。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学习导读】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1846年合写的著作。这一著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唯物史观，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写作背景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逝世后，鲍威尔、施蒂纳等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哲学、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哲学都未能挖掘黑格尔哲学辩证法中的革命因素，只是在“人的概念”上大做文章，空谈所谓“人的解放”.等。所谓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指当时在德国流行的以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它离开了人的社会性，离开了人的实践性，仍然属于唯心主义虚幻的思辨哲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形态》主要是为了清算他们以前对德国哲学的信仰。马克思和恩格斯青年时代曾经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与青年黑格尔派联系较为密切。但是，随着他们思想的发展，特别是经过参加革命实践，他们逐步转向了唯物主义。1843年马克思写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国家观念和法律观念，认为不是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开辟了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1843年年底，马克思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篇文章标志着马克思思想的重要转变。1845年春，马克思写作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的实践观，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新世界观与旧哲学区别开来。与此同时，恩格斯写作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面系统地阐述新世界观的著作。在这一著作中，他们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批判了当时在德国流行的哲学意识形态和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揭露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实质是一种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基础的假社会主义错误思潮，系统地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论证了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

二、内容介绍

 《形态》全书共两卷。

 第一卷由三章组成。第一章是全书的重点，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批判了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唯心史观。

 第二卷批判了在德国流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捏造共产主义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关系，只讲“人的感情”，追求建立一个像“爱的宗教”那样的社会。“真正的社会主义”实质是以人道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假社会主义思潮。

 以上《形态（节选）》选取了第一章的部分内容，共20个自然段，可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第1-5段）提出了社会历史的前提是现实的个人；第二部分(第6-10段)阐述了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第三部分（第11-15段）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第四部分（第16-20段）论述了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及其条件。“节选”的内容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主要观点有：

1. 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

 社会历史的前提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是物质生活的基本条件，包括地理环境、人口和生产方式三个要素，其中生产方式是最重要的因素。人类社会的形成首先离不开自然环境，然后要有适度的人口，最后是现实的个人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实践活动。这种生产活动的一定形式是生产方式。所以，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的前提。

 生产实践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形态》指出“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与动物不同，人不是消极地适应和依赖自然，而是通过自己的生产实践活动有目的地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资源生产人类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

 历史唯物主义是考察社会历史的科学方法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只是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观上仍然是唯心主义。费尔巴哈不懂社会实践的意义，把个人看成一种脱离社会关系的自然人，其方法论是根本错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从人的实践活动来考察人的存在和发展，认为“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这就是说，现实的个人是历史的、具体的，有不同的生产方式，就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个人。

2. 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形态》认为，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这是区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志。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批判了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

 意识是人们物质实践活动长期发展的产物。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意识本身没有独立的历史，意识的历史和发展是由人们的实践活动决定的。这就是说，不同时代的物质实践条件，产生不同的思想观念。

 意识的发展与分工和交往相联系。只有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意识才能“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才能摆脱世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

 考察意识形态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来考察，认为意识形态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反射和反响。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唯心主义不是从现实个人的生活实践出发，而是从意识、思想、观念出发，把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个人想象成了一个关于人的概念。唯心主义的方法是错误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提供了考察社会历史的科学方法。

3. 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形态》论述了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论述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指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即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生产力制约交往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来与生产力相适应的交往形式就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从而由新的交往形式来代替。

 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认识人类历史要确定的第一个事实，即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就必须能够生活。而为了生活，就必须进行物质生产活动。“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这就是说，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这样。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因此人类要连续不断地进行再生产活动。第三个事实是，人类要进行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这就有了夫妻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即家庭。这三个方面的事实表明，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人自身的生产，都包括两个方面的关系，一个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属于生产力，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属于交往形式。交往形式分为物质交往形式和精神交往形式，物质交往形式就是生产关系。马克思讲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实际上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是社会基本矛盾的最主要方面。

 交往形式决定国家与意识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这里所说的个人是现实中的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同时，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讲的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强调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都是适应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需要产生的。

 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是整个历史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必然改变自己的交往形式；随着交往形式的改变，全部社会关系也必然发生改变。当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交往形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时，社会的变革就会到来。因此，“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

4. 共产主义实现的前提条件

 实现共产主义的第一个前提是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这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就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然重新开始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会死灰复燃。

 实现共产主义的第二个前提是普遍交往的建立，即地域性的历史变为“世界历史”，地域性的个人被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所代替。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共产主义就只有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而任何交往的扩大，都会消灭地域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实现还需要具备其他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简要地说，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断发生，无产阶级的贫困化日益严重，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日益增强，工人运动日益高涨，革命条件日益成熟，最终爆发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运动。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能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形态》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形成，实现了哲学史的伟大变革，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

 《形态》系统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于我们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重要意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类社会是在社会矛盾运动中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必然冲破资本主义的桎梏，人类终将走向共产主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点所在。学习《形态》，最重要的就是要深刻领会和掌握书中所阐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并且能够运用这些基本原理观察形势、分析问题、指导工作。

 《形态》揭示了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和基本规律，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提供了重要启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我国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基本上是适应的，但仍然存在不适应的方面，必须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来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必须看到，我国发展面临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仍然与体制机制有关，必须进一步通过深化改革来逐步完善。学习《形态》，就要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原理，始终把改革开放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不断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

 《形态》科学论证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共产主义社会建立所需要的前提条件，为我们既坚持远大理想又脚踏实地地为现阶段目标而奋斗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共产主义是一定会实现的人类理想，但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像我国这样原先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就更加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对共产党员来说，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始终以高尚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来要求和鞭策自己，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