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政治学中，“民主”涵盖了从古代雅典的“直接民主”到现代代议制的“间接民主”等多种民主形式。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民主化是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西式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基本贯穿了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政治文明发展的历程。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和政治实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其发展到了比较完善的地步，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两院制、三权分立等都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表现形式，这也使得西式民主政治发展深深地烙上了资本主义的本性。不过，作为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独特理论表达及其表现形式的西式民主话语体系，却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它不仅隐匿了西式民主的资本主义本性，而且给自己披上了“普世性”的外衣，显得格外的强势和喧嚣。

　　一、西式民主政治的资本主义本性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在任何时候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统治阶级采用什么形式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都是由统治阶级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因此，在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中，尽管资产阶级革命创造了使商品经济摆脱政治权力控制而自由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即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9页）；而对人民来说，政治生活只是“天国”的生活，“彼岸”的生活，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是同人民生活现实性的人间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上天”。西式民主的实质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今天，随着西式民主政治两三百年的发展，其制度形式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完善，但其资本主义的本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其一，西式民主政治仍是资本控制的政治“游戏”。对于资本主义民主，恩格斯曾指出：“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用之于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虽然经过19世纪到20世纪的民主化转型，西方大多数国家建立起了宪政基础上的竞争式大众民主制度，公民普遍获得了参加民主选举的权利，但西式民主政治并没有摆脱资本的控制。据美国政治响应中心2014年统计表明，在美国国会534位议员中，至少有268位议员（一半以上）净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美国国会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富人俱乐部”。美国的民主以“钱袋的民主”著称于世，金钱被称为“进入白宫的钥匙”，“从根本上讲，西方严密的选举安排不过是为资本控制政权提供了便捷的途径，以至于人们普遍坚信，谁能从有产者那里筹集到更多金钱，谁就更有可能登上权力宝座。”（刘杰：《资本操纵民主西方民主扩张失灵》，《人民日报》2014年8月5日）

　　其二，西式民主政治依然是反映少数利益集团特殊利益的政治。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表面上看，西式民主的多党竞争和自由选举使每个公民都有平等参与的权利和参选胜出的机会，似乎最能体现民意，但从实践操作来看，竞选拼的却是资源、财富和势力。因而，在这种普遍民意表面聚集的背后，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各种资本力量、特殊的利益集团或少数精英群体，西式民主政治所反映的依然是少数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其所要决定的涉及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的重大事项是普通民众根本无法控制的，普通民众手中的选票只能简单地体现为社会公众的“认同度”，但却无法真正有效地反映所有选民的根本利益。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开展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代表商业利益的经济精英和有组织群体，对美国政策拥有强大的独立影响力，而基于大众的利益群体和普通公民的独立影响力较小或不具有影响力。

　　对于西式民主的资本主义本性，邓小平曾鲜明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0页）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也在分析当前西式民主的实践基础上指出：“民主正被掏空了一切实质内容，而落入市场的股掌之中”。表面上你拥有民主，可以以你所喜欢的方式自由投票，但实际上这根本没有什么作用，因为你的命运决定于他处，决定于议会之外，决定于市场当中。因此，他呼吁人们“再也不能接受被普遍宣传的所谓民主与资本主义一致的观念”，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资本主义推行的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潜藏着专制主义”。

　　二、西式民主话语体系对资本主义本质的遮隐

　　不过，二战以后，尤其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随着西式民主在全球的拓展和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自身的优势地位，以及对民主话语权的掌控，西式民主话语体系内含的科学化逻辑和价值中立性原则却逐渐遮隐了其资本主义的本性。

　　1.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民主话语权的掌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述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惟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凭借在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优势地位，牢牢确立了对民主话语权的掌控，诱使整个非西方社会加入以所谓“自由与民主”为框架的政治话语体系，使西式民主话语体系带上了“普遍性的形式”。对此，乔姆斯基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对舆论媒体的严格控制，通过五个层面的“过滤”，即把大多数没有钱的人的东西“过滤”掉，把不能带来大量广告收入的东西“过滤”掉，把非政府的“非客观”的东西“过滤”掉，把不承受压力的东西“过滤”掉，把“共产主义”的东西“过滤”掉等，牢牢掌控了民主的话语权。一方面，使得普通民众无法进入舆论媒体这个圈子，媒体的报道完全取决于掌握媒体的有钱人；另一方面，极力宣扬一种“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构成了民主话语最有效的“过滤”机制。只要一种东西被视为对国家统治者的财产利益产生了威胁，就把这种东西当作“共产主义的”或“亲共产主义的”加以封杀。正是借助对民主话语权的牢牢掌控，西式民主话语体系逐渐屏蔽了对其不利的因素，从而带上了“普遍性的形式”，而其所具有的资本主义本性则逐渐被遮蔽了。

　　2.西式民主话语体系的科学化逻辑。二战以后，受行为主义科学发展的影响，政治学的研究也带上了行为主义的倾向，并逐步成为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主流之一。行为主义政治学是西方政治学家努力使政治学科学化的结果，其主要特点体现在六个方面：一是主张以政治行为和行为互动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二是强调政治研究形式和手段的精确化、数量化，注重定量研究而抛弃定性研究；三是强调以经验分析为核心内容的实证性研究，主张政治研究应该是经验性和描述性的；四是主张政治学研究应该“祛除价值”，强调以不偏不倚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去得出研究的公正结论；五是主张吸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对政治现象展开多种方式、多种角度、多个层次的研究；六是规定自己的分析任务不在于政治的“应然”，而在于政治的“实然”。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学研究虽然展开了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尖锐批判，逐渐转向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但在严格意义上说，后行为主义尚不足以成为一种发展充分的独立的政治学理论。因为，它并不像传统学派那样要根本否定行为主义，而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是在行为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西式民主话语体系也打上了深深的科学化烙印，其对民主话语的阐释不再关注其背后的“主义”问题，而是遵循着科学化的逻辑，注重对民主的实证性经验研究和精确性的定量研究，资本主义的本性自然也被屏蔽。

　　3.西式民主话语体系的价值中立性原则。价值中立论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针对学术研究提出的一种理论观点。韦伯认为，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要摈弃个人的主观情感，中止价值判断，以尊重事实的客观态度从事学术研究。他还把价值中立的观点与现代性结合起来，认为西方现代社会的兴起是合理化的产物，表现为工具理性的扩展和价值理性的萎缩。他说，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韦伯关于价值中立的观点深刻影响了西方政治理论界对于民主的看法和研究，逐渐形成了西式民主话语体系的价值中立性原则。中立性原则作为当代西式民主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旨在应对现代性情景中关于善的观念分歧，常常被简单地表达为如下主张：“国家应当对于各种不同的善的观念保持中立”。以罗尔斯(John Rawls) 为代表的“政治自由主义”学说，即以放弃“整全性学说” 为条件，依据中立性原则而避免不同的善的观念之间不可解决的冲突，以此达成每个合理的人都能接受的政治正义原则。如此一来，西式民主政治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整全性学说”，自然也就在西式民主话语体系中被隐匿了。

　　三、资本主义本质隐匿之后的西式民主话语体系

　　资本主义本质隐匿之后，并不意味着西式民主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相反，经过西式民主话语体系的遮隐和对自身逻辑的“美化”，一方面使得西式民主的资本主义本性更加稳固和安全，使得现实政治的危机和问题不再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而将注意力聚焦于民主的制度设计和操作运行，这也是为什么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再一次产生怀疑和质疑的同时，但在政治话语层面，西式民主话语体系却并没有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和质疑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也使得西式民主话语体系沉浸于自身构筑的“普世性”光环之中，宣扬着自身的优越性与合理性，在全球政治话语体系当中变得更为喧嚣和任性。

　　1.西式民主话语体系的“普世化”倾向。在马克思看来，民主是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一。各个国家和民族，由于历史背景、发展阶段、阶级属性等不同，其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有着很大甚至根本的差异；同样，不同性质的民主也可能有相同的外在表现形式。民主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它由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所决定，并且随着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在阶级社会，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但西式民主话语体系在资本主义隐匿之后，凭借着对民主话语权的垄断，极力用科学性的方式去证明西方民主制度具有普世性，西式民主由此日益从地方性知识转化为普世性知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亨廷顿的“民主化浪潮论”和日裔美籍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由于长期把持着“民主”的话语权和标准制定权，西式民主被看作是全球最高级的、最普适的民主模式，进而被包装成“历史的终极形态”，被视为是社会政治中追求的唯一价值。在当前西方的话语体系中，民主就等同于民主化，民主化等同于西方化，西方化等同于选举化，选举化等同于合法化，合法化等同于文明化。西式民主话语体系也由此披上了“普世性”的外衣，俨然成了话语权威性和真理性的担保：似乎只有符合西式民主话语体系的才是普世的、正当的；而离开了西式民主话语体系的比附和印证，话语就失去了应有的底气和权威。这恰恰忽视了民主是“普遍和特殊的统一”，忽视了民主话语体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西式民主话语体系为标尺对非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说三道四，实质上是在扼杀民主政治发展的多样性，是以同一性压制差异性。

　　2.西式民主话语体系的“霸权化”逻辑。从本质上说，西式民主话语体系是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独特理论表达及其表现形式。应该说，一种民主话语体系本身无所谓好坏与否，能解决和回答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民主话语体系就是合适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遭遇的挫折，在资本主义隐匿之后，西式民主话语体系逐渐演绎成为一种对“民主”进行现代诠释的话语霸权理论。西式民主话语体系凭借“普世性的政治修辞”和自身的话语优势，将西方的思维方式、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化为普遍有效的标准，不断挤压非西方国家民主话语体系的生存空间及其合理性。正如有学者所言，每当西方国家拟对别国进行军事干涉前，肆意把别国贴上专制、独裁标签时，在西式民主评价机器下，被认为进步到“民主”国家，或从专制国家班级中“毕业”的唯一前提，就是对其俯首贴耳，放弃自己独立的外交和国内政策。西式民主话语体系的话语霸权不仅是一种理论修辞，同时也体现为一种积极的话语实践，使得非西方国家在面对“民主”议题时，往往由于在道义上难以自我确证，而陷入进退失据和无所适从的困境。而在西式民主话语体系的自我塑造之下，“西方民主国家”则成为道德和正义的化身，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民主“传教”，而多数“非民主国家”则“折服”于西方话语的魅惑，虽对西方民主话语华丽辞藻背后的歧视心态与霸权行径怀有不满，然而，由于缺少一套可以与之相抗衡的民主话语，故而在民主问题上饱受西方民主国家的指责和干涉。

　　3.西式民主话语体系对非西方国家设置的“话语陷阱”。美国学者塞缪尔·鲍尔斯在《民主和资本主义》一书中曾指出：“在民主乃是保障个人自由权和使权力的运用负有社会责任这个直截了当的意义上面，今天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合理地称为民主社会。”如今，在西方国家，民主政治运作把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排挤在政治过程之外，越来越呈现出为民主而民主，为利益而民主，为意识形态而民主的特征。但在民主话语层面，随着资本主义的隐匿，西式民主话语体系极力鼓吹“民主浪潮”，促使民主进程的全球化、概念普适化，不仅屏蔽了人们对西式民主的反思与批判，而且通过对民主话语权的垄断和对民主标准的制定，给非西方国家设置了“民主——非民主”、“民主西方与专制非西方”的简单式二元划分和优越卑微对立的“话语陷阱”。受其影响，学者、媒体、社会组织等总是下意识地将西式民主作为唯一参考标杆，视之为非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唯一方向。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一旦陷入西式民主话语体系设置的“话语陷阱”之中，往往下意识地将西方作为民主的完美样板，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划到民主的对立面“非民主”上去。一些国家以西式民主话语体系的标准为标准，以西式民主话语体系的是非为是非，放弃自己的政治和文化主权，服膺西式民主话语体系的话语逻辑，其所带来的后果被证明是极具灾难性的，如“颜色革命”带来的后遗症：政治动荡，民主不兴，发展道路迷失，民主思想嬗变，民主结果异化，政治机体溃疡，民主泛化与民主赤字并存等，也出现了“依附性民主、复仇政治、寡头式民主、财阀的自由”等民主异质现象。

　　结论

　　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西式民主，从来就是富人的政治游戏和政治梦想。但凭借西方国家的强大实力和强势话语体系的包装与建构，西式民主的话语体系不仅隐匿了其资本主义的本性，而且垄断性地控制和操纵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于民主的理解和追求，使西式民主带上了“普世性”的光环，并把西式民主的输出作为其控制世界的新战略，以达到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西化和分化等目的。对于中国来说，要在强势的西式民主话语体系面前坚定“三个自信”，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就必须深入揭示西式民主话语体系是如何隐匿其资本主义本性的，这种隐匿究竟对西式民主及其话语体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等，进而充分认识西式民主的资本主义本性。

（来源：《红旗文稿》201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