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据此，有理由相信，“十三五”期间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必将成为重中之重。但究竟如何实现“绿色”与“发展”的兼得、如何才能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统一起来，仍然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

　　环保实践通常面临经济资本约束

　　目前，大部分的环保实践都面临一个来自于经济的约束，即在资本等经济要素总量相对固定而稀缺的情况下，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的供给，“环保”必定要利用大量的稀缺性资源，从而造成与其他用途相竞争的“挤出效应”，进而形成所谓的“二元悖论”：要么侧重环保，要么侧重经济增长，而无法同时兼顾两者。这也解释了，为何历史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环保运动大都兴起于“环境问题”，但却解决于“资本过剩”时期。

　　回到中国目前的状况，资本是否已经出现过剩了呢？表面上看，近期部分部门的确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因此，表现为相应的产业资本有点过剩。但其实不然，在城镇化率以及民生水平都在继续不断提升的大背景下，目前的产能以及资本充其量是结构性过剩，而非绝对性的过剩。因此，现阶段，资本并非已经丰富到需要向低回报率、长周期的公共部门投资不可的地步，相反，我们仍然需要通过自贸区账户等扩大金融贸易自由化的工具来加速资本的回流，这充分证明国内市场仍有着巨大的投资空间和潜力。那么，在资本仍然稍显紧张的发展阶段，我们要实现绿色发展，钱从何来？路在何方呢？就此而言，“十三五”时期，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其实就是一场攻坚战，在这场攻坚战中，绿色经济不可或缺。

　　绿色发展是经济新常态内生需求

　　经济步入新常态，环保进入攻坚战，绿色经济则春暖花开。在这三者的互动中，带出一个重要命题，那就是，在经济新常态中，绿色经济究竟将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个命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关涉到在经济新常态中，与环保相辅相成的绿色经济究竟能走多远，而且，还衍生出另外一个更加本质性的问题，新常态在经济发展中又处于怎样的历史地位。事实上，细究起来，这两个问题是互为关联的。

　　第一，经济新常态的内涵。

　　经济新常态的含义应该说比较清晰，即在经济发展的三期叠加背景下，通过在一定程度减缓经济增长的速度来换取经济增长的“深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经济增长存在循环往复的周期性特征，而即便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如果应对不当，也有发生经济危机和萧条的可能。另外，在西方经济学的长波理论看来，基于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每个经济体在增长速度以及方式上都必然有着进行调整的压力，长至50—60年，短则20—30年。

　　中国经济已经在过去的30多年里经历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主动地、还是被动地作出一些调整都已经是势所必然。就此而言，所谓的经济新常态，其核心就是希望解决现有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以实现更有质量的经济增长。实现有质量的经济增长的最大好处在于，最低目标是在国际的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较高的目标则可以为中国经济的再次高速增长做好准备。实际上，横向比较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国经济仍然有向更高增长水平收敛的可能性。

　　由此，我们有必要借助于经济转型、结构优化等新常态的方式和途径为这潜在的经济第二次腾飞奠定坚实的基础。就此而言，经济新常态的本质不应该是当下经济增长的终点，反而应该是面向新一轮经济增长的转折点和起点。

　　第二，经济新常态与经济增长的再次收敛。

　　当然，经济增长要实现再次收敛并不容易。首先就是要从根子上解决经济发展过程的关键瓶颈。这瓶颈就是在作为生产力源泉的各种生产力要素的配置上，不能再有大的扭曲了。前面30年，我们已经通过纠正计划下的资源配置扭曲，解放了生产力，获得了高速的增长。接下来30年，要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就必须进一步纠正新的资源扭曲配置。目前，什么资源配置最为扭曲呢？除了资本之外，那就是资源和环境。表面上看，其结果似乎体现为抬高资源和环境的定价水平，让其上升到合理位置。这给很多人带来误解，他们不理解这么做对经济增长有什么好处？实质上，纠正资源和环境要素的扭曲配置，对经济增长的意义非常重大。

　　一方面，资源和环境获得合理定价之后，拥有资源和环境要素的人就会更加珍惜利用以及保护好这些要素；另一方面，资源和环境获得合理定价之后，不拥有资源和环境要素的人想要获得这些要素就会变得困难。也就是说，低附加值的产品及其生产已经不足以激励对这些要素的使用了，这意味着，不仅仅是资源环境得到保护，更重要的是，必然倒逼着企业朝向高附加值的生产转型，这样的激励会使得社会资源重新开始进行流动和配置，更多的资本和人才就会流向技术创新领域。而创新无疑是现代经济最为顶尖的驱动力，新的经济增长必然将随之而出现井喷。

　　应当从要素配置角度推进绿色化

　　在新常态下，所要注重解决的是阻碍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尤其是要纠正资源和环境的扭曲配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绕不开绿色经济发展。绿色经济发展是实现经济新常态的必经之路。

　　如何定义绿色经济呢？一般而言，绿色经济有两种形式，一是经济的绿色化，体现为资源环境消耗强度的下降；二是绿色产业，主要涵盖节能环保产业等。相对于先前的经济，只要资源和环境的利用效率有所改善，我们就可以称之为“绿色化”的经济。但较之于未来更加高效的经济增长，短期内实现的所谓的“绿色经济”都只不过是匆匆而过的过客而已，因为未来更加绿色的经济在等待着我们。而如果将绿色经济理解为“绿色产业”，那么，在资源环境得到大力保护的未来，一旦失去了环境保护的倒逼效应，这个产业更是会如流星一般一闪而过，不可能继续发挥其经济增长点的作用。

　　那绿色经济见容于经济新常态的必然性在哪儿呢？这个最大的必然性正在于绿色经济既是资源环境要素配置优化的动态结果，也是助力于实现资源环境要素优化配置的手段。前者指的是，绿色经济的两层含义都离不开资源环境要素优化配置的过程，只有这个过程才足以凸显出绿色经济的必要性；后者指的则是绿色经济自身的发展所产生的动能，可以部分地弥补环境保护过程影响经济增长的先天不足。也就是说，一方面，绿色化的经济可以给社会经济带来新的福利，另一方面，绿色产业又暂时地填补了传统产业向新兴经济转型过程中落下的产业空白。

　　在此过程中，要尽量避免两个认识误区，第一，将绿色经济等同于“新经济”，无论是从产业的属性，还是从绿色化的属性来看，绿色经济都不足以充当经济领头羊的角色。原因很简单，与先前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或者甚至与当下的信息经济相比，绿色经济的产业链内涵不够丰富，外延也不够长足，无法带动足够的经济体量，包括就业，因而并不是新经济载体的最佳候选；　第二，“唯绿色经济至上论”，当下国际国内都有言必称环保、言必称绿色的风气，其本质是以绿色为由头的翻版增长至上论。但是，罔顾“非绿色”的结果是，全社会将可能过犹不及地进入到新的要素错配中。

　　总体上，在倡导和推进绿色发展过程中，必须认同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间的内生性关系，必须认识到唯有经济发展自身对绿色化提出了要求，经济才能真正变得绿色化，不能将绿色化的范围局限在一些产品、技术、减排等层面上，而是要从要素配置的角度来推进绿色化。此外，内生性关系实则意味着，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了经济，发展经济就是发展了环境。

　　总之，在绿色经济、经济新常态与经济增长（向高水平收敛）的相互互动中，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绿色经济之于经济新常态的重要作用在于，绿色经济唯有在与经济新常态的互动中助力经济转型的实现，才能最终让我们的经济积聚起足够力量，冲击更高水平的增长，实现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

　　（作者为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来源：《解放日报》2015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