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原因一直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近年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的解释。实际上，如果从中国共产党本身来看，其成功很简单，仔细读一下《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便知。它向世人展现了共产党的领导机关是如何开展工作的：一、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二、在胸中有数的情况下做到统筹兼顾；三、工作“抓得紧”，利用开各种会把内部充分动员起来。毛泽东提出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既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具体运用，也是他对党以前实际工作经验的总结。这篇著作是理解中国共产党内部机制和成功之道的一把钥匙，至今仍在发生效用。

近年来，关于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原因，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历史进程的多面性和多样性。然而，如果从中共本身去考察，其成功的原因可能远没有那么复杂。革命是干出来的，了解一下中共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可以更直观地理解其为何在面临那么多问题的情况下还能取得成功。在党的日常工作中，起作用的主要是工作方法，其形成的一套自上而下的工作方法，具有明显的现代性；如果从近代中国转型的角度来看，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独特的创造。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毛泽东1949年3月13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时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当时，全国革命胜利在望，中国共产党即将由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毛泽东充分认识到这是党的一个关节点：“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面对新的任务、新的问题，“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　去做。这就是困难”。（《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页。）他形象地把进入北平比喻为“进京赶考”。能否考及格，能否不当李自成，在他看来，关键在于能否保持并进一步发挥党的正确领导。而要发挥正确领导作用，作为各地区各领域最高领导机关的党委会，其工作方法乃是关键中的关键。

毛泽东一贯重视工作方法。早在1934年，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就形象地打过一个比喻：“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打败国民党后，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任务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从未趟过的一条“大河”。能否安然过去，“桥或船的问题”至关重要，《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就是毛泽东为全党准备的“桥或船”。毛泽东提出的十二条重要工作方法，总的字数不到3000字，却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它们既是对以前党的工作方法的总结，又是面对新的问题对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提出的新要求。

一、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核心内容是坚持民主集中制，一、二、三、四、十条，讲的都是这个问题。但是，集中讲的少，民主讲的多。在毛泽东看来，民主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一种方法。党委会本身就是一个实现民主的机构，其最根本的工作方法即是充分地实现党内民主。

体现民主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少数服从多数，党委会中书记和委员之间就是这个关系。“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书记好比是‘班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0页。）但是，这个“班长”不同于军队的班长，最大的不同是要坚持民主的原则。书记要当好“班长”，即是要善于发挥各委员的作用，加强集体领导。正如他在七大上曾说的：“一个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来搞，这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8页。）1948年9月，他还为中央专门起草过一个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其中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当然不是一切）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委员间意见分歧的事亦无由解决，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长期地不加解决。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此种情形必须加以改变。”（《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0页。）

党委制设立的根本目的就是防止个人说了算。后来，他曾尖锐批评党委领导中的个人独断：“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295页。）

其实，容纳和接受批评，是发扬民主的另一个重要方法。毛泽东说：“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3页。）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物要不犯错误，关键是要善于听取和采纳各方面意见特别是反对意见。在某种程度上，营造批评的环境是促使党的政策正确的一种工作方法。1960年12月，毛泽东向人讲，批评就是帮助，对人是有好处的。“我们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不要紧嘛！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毛泽东谈从历史文化中学习工作方法二十则》，《党的文献》2008年第1期。）

为了让领导干部明白这一点，他多次引用历史故事加以阐发。1962年1月30日，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比如，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听张良劝说，封韩信为齐王；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趁机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刘敬建议，入都关中长安。刘邦能够作出这些正确的决策，与他善于采纳不同的意见密切相关。相反，项羽失败，就是由于他“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5页。）1963年1月3日，他批示将《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送各同志一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页。）自然，毛泽东希望领导干部吸取项羽的教训，而向刘邦学习“豁达大度，从谏如流”。领导者如果对“不同意见”和“批评”无动于衷，就等于失去了鉴戒之镜，迟早会犯错误。

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有些领导，根本不同人家商量，不大愿意听不同的意见，只愿听相同的意见。与相同的意见谋得多，与相反的意见谋得少。“要多谋。什么叫多谋呢？你听听人家不同的意见嘛。”（《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对此，毛泽东有很多以身作则的例子。1948年，当粟裕对中央军委已经决定的“渡江作战方案”提出不同意见时，毛泽东专门请他去说明，最后采纳了他的意见。1949年，当毛泽东主持“国旗”方案的讨论时，本来他已经对另一种方案有了一定的倾向。但是，当听到张治中的意见后，又重新组织讨论，集合群智共识，最终确定了“五星红旗”方案。

党委会是一个领导集体，这个集体必须团结、和谐。在毛泽东心目中，集体决策、分工负责是党委会的一个根本原则。“班长”和委员之间要能互相谅解。“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日常工作中，“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1页。）彼此尊重、密切协作、步调一致，既是党委会工作的要求，又是实现集体领导的必要途径。

对于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还有另一个说法，即多谋善断。多谋，就是民主；善断，就是集中。毛泽东多次谈到三国时曹操的谋士郭嘉。在1959年3月召开的郑州会议上，他说，郭嘉给曹操出了很多好主意，如打吕布、打袁绍、打袁绍的儿子袁潭和袁尚，都取得胜利，曹操称赞他：“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他38岁就死了。赤壁之战时，曹操想他，说这个人在，不会使我处于这种困难境地。《三国志·郭嘉传》值得一看。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讲到：“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毛泽东谈从历史文化中学习工作方法二十则》，《党的文献》2008年第1期。）

这很像古人所说的“谋之以众，断之以独，疏之以导，策之以励”。在党委会中，无论是民主还是集中，书记即“班长”的作用非常突出。能不能充分发扬民主，关键要看书记的素养如何？所以，书记应该很好地进行学习和研究。

其实，做领导的人都要善于学习，特别是向下级学习。“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各中央局、各前委处理问题的时候，除军事情况紧急和事情已经弄清楚者外，都应该这样办。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我们做出的决定包括了下面干部提出的正确意见，他们当然拥护。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评。”（《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1—1442页。）充分尊重、吸纳下级意见，是民主方法的一个重要体现。作为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经常向下级学习，是保证决策正确的一个重要方法。

二、“弹钢琴”与胸中有数

领导者不同于一般人，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面对各种复杂的工作，毛泽东提倡党委的同志要学会统筹兼顾，对此他形象地称之为“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2页。）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区别和相互转化的。因此，在工作方法上不能顾此失彼。

毛泽东可谓是“弹钢琴”的高手。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往往一方面强调中心工作是军事和打仗，另一方面又号召做好其他工作。1933年，在中央苏区的一次经济建设工作会上，他说：“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但是，不能因此而不抓好经济工作，相反，“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3、119页。）在他看来，如果认为革命战争是中心，而不去抓经济工作，甚至把搞经济工作骂为右倾，那是极端错误的。有些人口头上说一切服从战争，但不知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扩大红军，打败敌人。（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9页。）当然，中心工作之外不只是经济工作。特别是随着革命力量的发展，随着毛泽东领导职务的变化，他面临的工作也越来越多，比如思想政治工作、政权工作、文化工作、教育工作、宣传工作、党的建设、统战工作、对外工作，等等。毛泽东基本上都能做到有条不紊，齐头并进，“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轻松自如，其主要原因，便是他善于“弹钢琴”。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对“弹钢琴”的运用，集中体现在对“十大关系”的处理上。他指出，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上，要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以便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要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三者的利益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又要关心群众生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在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上，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必须分清敌我，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是非关系问题上，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并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上，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4页。）这些矛盾的发现和处理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告诉党的干部：干工作要善于处理各种关系，齐头并进。

“弹钢琴”要注意细节，一个音符错了，整个曲子也就砸了。毛泽东做工作往往给人挥斥方遒、气势磅礴的感觉，其实他是非常注重细节的。在指挥一场战斗之前，甚至战士碗里有没有肉，他也要关注和嘱咐。现在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毛泽东的成功，与其既能挥舞大刀又能弄绣花针，不无关系。

学会“弹钢琴”，不但要心中有“谱”，而且还要胸中有“数”。钢琴有多少键，每个键能弹出什么音符，必须了如指掌。解决矛盾，要深入到矛盾中去，特别是要掌握与之相关的数字。毛泽东把胸中有“数”也列为一条重要的工作方法：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因为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如果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2页。）

在运用数据方面，毛泽东也有过人之处。比如，对中国革命的定位，就是他从中国占90%以上的农民这一“百分比”出发作出的。不是注意和了解这一数据，他就不可能到农村去“闹革命”，不可能得出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除此，毛泽东论述问题和布置工作任务，也经常运用到数字。在七大上，他强调之所以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是因为国共力量相差还很悬殊，接着他即用了一组数字进行说明，“他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我们只有九十一万军队；……他们有两万万人口，我们只有一万万人口”。（《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6、127、190页。）有意思的是，档案资料显示，蒋介石敢于发动内战，同样是基于一组数字。不过，他了解的中共真正具战斗力的军队只有四五十万人，正是基于此，他才提出了三个月消灭中共的狂妄计划。解放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比蒋介石更高一筹的是，不在地盘上或空间上计较数量得失，而是在军队人数上注重力量增减，他明确要求中共军队每个月至少消灭国民党五个旅的有生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国共之间的较量，是一种“数”的较量，谁对“数”有更精确的了解，谁更能抓住各种“数”，谁就能取得胜利。

把数字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一个典型的实例是抗战时期毛泽东在政权中推行“三三制”。从1940年开始，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就是在各级政府和参议会的组成人员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左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人士占三分之一。这极大地调动了各阶级各阶层的积极性，扩大了中共局部执政的基础。再如，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引用了两种数字，“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并据此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0页。）后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显然也与这两种数字有相当的关联。

胸中有数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成绩和缺点有数。“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如果是七分成绩，那末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那就完全错了。”当然，即使取得了十分的成绩，也不能骄傲，“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4、1443页。）历史上有很多因骄傲而失败的例子。所以，在党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历史时刻，毛泽东清醒而明确地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1439页。）

可见，毛泽东对党取得的成绩是非常有数的。当然，这是建立在对历史有数的基础上的。对历史有数，就会对未来有数。正是毛泽东这种对骄傲的高度警惕，使中共经得起胜利和成功的考验，从而把事业顺利地推向一个新阶段。

三、“抓紧”与开会

在毛泽东看来，党委对该做的工作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伸着巴掌，当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来，但是不握紧，样子像抓，还是抓不住东西。我们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2页。）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自己“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页。）。王任重的日记记述了这样一个工作实例：“这两天，主席写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六级干部大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21页。）

怎样抓得紧呢？工作布置下去，不能认为就完成了。毛泽东说：“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50页。）其中，“打电报、打电话、出去巡视这些方法，也是很重要的领导方法”（《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8页。）；“一年至少检查四次”（《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46页。）。通过检查，督促进展，修正错误。1948年2月，他在谈到工商业政策的时候说：“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不要等数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开总结会，算总账，总的纠正。这样损失太大，而随时纠正，损失较少。……随时提醒下面，使之少犯错误。这都是领导方法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6页。）也就是说，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要干到底，不见成效决不罢休。

发扬民主和“抓紧”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开好各种会议。党委会行使职责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开会。党的各级机构和各种组织，“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地委、旅委以下的党委亦应如此。高级领导机关的部（例如宣传部、组织部）、委（例如工委、妇委、青委）、校（例如党校）、室（例如研究室），亦应有领导分子的集体会议”。（《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0—1341页。）日常工作中，“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0—1441页。）

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在会议之前，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意见的重要问题，又须有个人商谈，使委员们有思想准备，以免会议决定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决定。”（《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1页。）有些地方开干部会，事前不准备好报告和决议草案，等开会的人到了才临时凑合，“兵马已到，粮草未备”，这是不好的。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

开会时，不要照本宣科，要充分发挥参会人员的作用。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115页。）

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以免妨碍工作。此间，讲话、演说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1页。）“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页。）“每次会有一个主题，其他问题也吹一下。开会的时候吹吹闲话，引起兴趣，接触问题。”（《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论述》，《党的文献》2013年第5期。）

党的委员会须分别为常委会和全体会两种，不可混在一起。同时，要大型、中型和小型会议相结合。（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6页。）这三种会议一般指的是群众大会、干部大会和领导班子会，把工作干好就得学会开这些会。“小型会议最好商量问题，我对小型会议很有兴趣，时间不长，就地召开，这种形式最好。”（《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论述》，《党的文献》2013年第5期。）

党的决策要开会，政策的执行也要开会，开会是一种日常的基本的工作方法。毛泽东之所以不厌其详地讲如何开会，主要是让人明白，开会必须解决问题，必须有实效，而不能只走形式。在实际工作中，既要反对决策时把党委会变成一言堂，更要反对执行时以会议落实会议。其最大的功效就是能够把内部充分动员起来，为一个明确的目标而奋斗。

以上就是《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要点。毛泽东常讲，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可以说，毛泽东提出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既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具体运用，也是他对党以前实际工作经验的总结。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已走向成熟，由几十个人的组织变成了一个即将掌握全国政权的大党，形成了一整套正

确有效的工作方法。因此，这十二条工作方法既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要求，又体现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以往人们大都关注的是毛泽东的理论著作，而对这样一篇专门讲工作方法且至今仍在发生效用的著作，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其实，工作方法乃是推动中国共产党走向成功的更为直接的因素，这篇著作可以看作是了解中国共产党内部机制和成功之道的一把钥匙。

从特定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一切成就，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绩，都得益于正确运用这十二条工作方法。然而，要每时每刻都能正确运用这些工作方法是不容易的，即使毛泽东本人也没有完全做到，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毛泽东和党所犯的错误和所经历的挫折往往与没有正确运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有关。由此也可印证，这些工作方法在党的历史上的价值。

中国共产党的任何一级干部，都处于党的各级组织即党的委员会中。因此，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党的领导干部牢记于心。在任何工作中，只要把这些方法运用好，就会多成绩，少失误！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