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要建立民主的、正常的党委会内部关系就要贯彻党内民主原则。贯彻群众路线和开展调查研究是党委会的基本工作方法。党内民主和党内团结，是相辅相成的两个重要方面。党委会不但要增强自己内部的团结，而且还要通过正确的工作方法，不断加强党内的团结统一，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关键词】毛泽东；党内民主；

工作方法毛泽东写于61 年前的《党委会工作方法》一文，是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这个文件是对党的领导经验和工作方法的深刻总结，是对党委会工作方法的制度性建设，今天读起来仍让人感到十分亲切。毛泽东在他的领导工作中，十分注意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在他看来，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而且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的。这就从能否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高度指明了工作方法的重要性。从毛泽东所阐述的党委会工作方法中，我们能够很好地体会到贯穿其中的党内民主的原则和党内民主的精神，深刻理解在工作方法上所体现的这种原则和精神，对于我们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着力增强党的团结统一”的任务和要求，是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和指导意义的。

一、要建立民主的党委会内部关系　　　

要在工作方法上贯彻党内民主原则和民主精神，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建立民主的、正常的党委会内部关系。毛泽东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形象地把党委书记比作“班长”，提出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他说：“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就必须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书记、副书记如果不注意向自己的‘一班人’作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不去研究怎样把会议开好，就很难把这‘一班人’指挥好。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1]他特别强调，把党委书记比作“班长”，这不过是一个比方，这同军队中班长和战士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说，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在讨论问题时是平等的关系，在决定问题票决时都同样只有一票，决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所以，毛泽东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1]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紧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等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作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同时，又要充分发挥书记的“班长”作用，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　　

各级党委会作为研究情况和决策的领导机构，坚持集体领导原则是贯彻党内民主的重要体现。毛泽东不仅从正确处理党委会的“班长”同委员之间的关系上，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而且还提出在党委会内部“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要“互通情报”等具体方法，以使得集体领导的原则得到保证。这就是要在党委会中建立正常的同志关系和工作关系。在工作中，意见分歧，看法不一致，甚至意气用事，彼此隔阂，都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共产党人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一心为公，不谋私利，所以，不论是来自五湖四海，还是不同的山头，都有着坚实的团结基础。只要把问题提到桌面上来，克服背后议论的自由主义风气，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在这里，毛泽东强调“班长”和委员之间还要互相谅解，他说：“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1]P1441 这就是要求共产党人要有全局观念，要以大局为重，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真正做到全党、全国一盘棋。事实证明，只有胸怀全局的人，才会真正懂得团结的重要性，才会在同志间建立起互相尊重、彼此信任、相互支持的友好团结的工作关系。毛泽东认为，要建立这种正常的同志关系和工作关系，就要在党委各委员之间提倡互通情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毛泽东十分重视党内要有共同语言，有了共同语言才会有团结的基础。这不仅要通过委员之间的互相交流、互相通报来取得，而且要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取得，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党内才会有共同语言。只有这样，党内的民主原则和民主精神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　　

毛泽东上述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实际上已涉及到党委会内部的民主生活和民主制度问题。这是健全党委会的重要保证，对我们今天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陈云在新的历史时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关于民主制度、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2]P274 这是毛泽东晚年离开他一再倡导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所造成的悲剧。陈云在总结党内民主的历史经验中，实际上已经涉及实行党内民主首先是党的高层领导要有正常的政治生活，领导人要模范遵守党的民主制度和党内民主生活准则，否则，党内民主以至人民民主都会得不到保证。应当肯定，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还存在诸多值得蕈视的问题，诸如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不恰当地强化了“一把手”的作用，个人说了算的现象严重存在，党委成员之间不沟通情况，不交流思想，“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意气用事，互相推诿，各唱各的调，形不成合力；甚至拉帮结派，争权夺利，置党与人民的利益于不顾；等等。出现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工作和认识上的分歧，更重要的是一些人失掉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热衷于“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心目中只有个人的政绩和升迁；失掉了学习理论的兴趣，使党内缺乏共同语言。这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我们要认真贯彻十七大提出的“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增强党的团结统一”的任务，首先就要健全各级党委会的民主生活和民主制度，使之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坚强核心。　　

二、调查研究是党委会的基本工作方法　　

毛泽东对党委会工作方法的规定中，一再强调必须贯彻群众路线和注重调查研究，力求做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他十分重视决策过程中对情况的了解和准确把握，要做到“胸中有数”。他在这里所说的“数”，不仅是指对一般情况的掌握，而且强调要对客观情况作定量的分析。他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1]P1442 他举例说，在土地改革中，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就必须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这也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的界限。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性质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1]P1442 这是对党的领导经验和领导方法的深刻总结，也是对他自身实践经验的深刻说明，对我们今天从事领导工作的同志来说，是极其有益的经验之谈。那么，怎样才能真正把握客观情况、做到胸中有数呢?在毛泽东看来，这只有向群众学习，向实际学习，调查研究是认识客观事物的唯一正确途径。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就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现在，他又提出领导干部“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3]这就是调查研究，就是“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的工作方法。这正是毛泽东所坚持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他说：“我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工夫的。”“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4]

为了保证土地革命正确而健康地开展，毛泽东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工作。他在《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的基础上，科学分析了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分别说来，赣边以遂川为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宁冈、莲花两县土地虽说自耕农不少，然地主的土地仍占有比较的多数，约百分之六十与四十之比。湘边两县相差不远，约百分之七十在地主手中”[5]正是这样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为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提供了现实的依据。毛泽东这种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和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堪称全党典范。　　

在毛泽东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就是把调查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中间环节和桥梁提了出来，为理论联系实际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实事求是即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也就是要从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调查研究则是达到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6]他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3]P789 他提出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一振聋发聩的警示。毛泽东不仅把调杏研究看作是党必须遵循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把调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错误的哲学高度来认识。他强调要“使同志们知道离开实际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6]他严肃指出：“许多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6]Pl09 正因为这样，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来加以提倡。这表明，毛泽东是把调查研究作为认识世界(自然的和社会的)惟一正确的途径，正如他所指出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4]P23 这是我们必须牢记和遵循的基本的工作方法。　　

这里还要指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尊重群众的智慧、才能和首创精神，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身体力行的，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毛泽东曾称赞陈云是非常注重调杏研究的，不经过调查研究是不轻易发表意见的。陈云所以能够成为实事求是的模范，就是因为他一贯遵循毛泽东倡导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处理每个问题和作出每项决策的时候，总要先进行认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他说：“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有的同志却反过来，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要看到，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2]Pl89 许多在陈云领导下共事过的老同志反映，陈云一生大错没有，小错也很少，这段话可视为他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和实践经验的写照，也是我们党的极为宝贵的工作经验结晶。　　

对于调查研究，陈云有他的独到见解和丰富的经验。其一，对于需要研究和决定的每一个问题，陈云都要从全面的调查研究入手，掌握大量材料，找出问题的所在，有针对性地采取得力措施，加以解决。他主管的财经工作，能够运筹帷幄，善于解决难题，就是因为他处理每个问题时，总是进行大量的、认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深刻分析事物的本质，找出它的规律性，作为制定、实施政策的依据。薄一波认为，这种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就是善于抓住牛鼻子，因而进退自如，疾徐由我，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其二，进行调查研究，最重要的是要弄清实际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他说：“搞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另一种是每个高中级领导干部都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他认为，这两种方法都有必要，缺一不可，但在某种意义上讲，后一种调查研究更重要一些，因为它有“真、快、广”的特点。[6]他就挑选了一些敢讲真话的农民朋友作为自己长期联系人。陈云十分强调要讲真话，在他看来，调查研究的成败。关键是被调查者敢不敢讲真话，他鼓励大家要无所顾忌，左思右想，从各种角度考虑问题会周到一些，避免片面性。他认为，如果见了西只是哈哈哈，革命会大势已去，胜利了的革命也会大势已去。革命是讲道理的，真理不能说成为谬误，谬误也不能说成为真理。他相信“共产党员的桌子下面的话，总有一天要搬到桌子上面来”。[7]陈云这种敢讲真话、鼓励大家讲真话的精神，是调查者必须具备的政治品质。其三，了解情况要全面、深入、细致，这是陈云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他在调查中十分注意充分掌握第一手材料，用真实情况和数据说话。在获得大量材料之后，他强调还要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质量和数量的界限，运用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进行研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陈云这种忠实于党的思想路线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三、在党的工作中必须注重团结　　

党内民主和党内团结，是相辅相成的两个重要方面。在毛泽东看来，党委会不但要增强自己内部的团结，而且还要通过正确的工作方法，不断加强党内的团结统一，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并且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方法提了出来。共产党人是在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旗帜下集合起来的，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唯一的宗旨，是不谋私利的，因而有着团结的坚实基础。但是，由于认识的差异，掌握情况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在工作中会有意见的分歧，这是难以避免的，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这其中虽然也存在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的分歧，但都应当是允许的，都应当在服从多数的原则下，尊重少数，允许保留意见，而不能采取排斥和打击的态度。更何况，有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而团结和保护少数是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发生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对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事实上，在党内可怕的并不是存在不同的意见，真正可怕的是“鸦雀无声”，这就是党内只允许一种声音，那样的话，党内民主，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会不复存在，就会危及党的生命。

毛泽东不仅强调要善于团结和自己的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而且还特别提出“要准备和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一道工作，不要嫌弃这些人”的重要思想。对这些同志要采取“一看、二帮”，要采取团结的方针，这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一个标志。毛泽东在领导工作中，既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又善于团结犯了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中共七大召开的时候，毛泽东提议把包括王明在内的几位犯过严重错误的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他说服同志说，他们的错误，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犯的，特别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像一片汪洋大海，而中国还没有什么小资产阶级政党，他们之中革命的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然也把他们的思想情绪带了进来，这是不足为怪的。现在经过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已经把是非弄清楚了，就不应太着重个人的责任。有同志回忆，七大选举那天，唱票时代表可以自由活动，可是毛泽东仍然坐在台上听唱票，直到王明的票过了半数，他才放心地离开座位。后来他说，如果选不上，大家心中都会不安的。一人向隅，举座不欢。这个事例，是贯彻党内团结方针的生动写照。毛泽东非常重视党内团结问题，为此，还专门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思想，并且把它作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提了出来。　　

一是要“力戒骄傲”。他说：“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1]P1443 毛泽东历来倡导党内要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他在分析党的历史上所犯错误的原因时，总是把它归结到党内出现了骄傲情绪。194 年郭沫若写了一篇重要的史学论著《甲申三百年祭》，总结明王朝灭亡和李自成农民战争失败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他给郭沫若的信中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8]骄傲所以会导致失败，这是因为，骄傲了就会不恰当地强调个人的作用，就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就会影响和损害党的团结。这是党的历史教训所证明了的。当时中国革命正面临着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特别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1]P1443后来他在党的八大提出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成为激励共产党人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的经典名言。共产党人所以能够避免历史上农民战争失败的命运，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不仅因为他们有先进的理论指导，而且能够自觉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洗涤自己身上的污垢。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把能够进行自我批评作为我们党和其他政党相区别的一个显著标志。毛泽东在自己的领导工作中，从不讳言自己的错误。1945 年，他在《“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中说：“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1927 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此外，在20 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这些东西都没写上去，不写并不是否定它。因为按照真实历史，真实情形，我是有错误的。”[9]1962 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他当着全国7000 多干部的面，作了认真严肃的自我批评，他说：“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他还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10]这些都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胸怀和党内完全平等的民主作风。　　

一是要“划清两种界限”。这里提到的两种界限，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其次，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毛泽东指出：“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1]划清这两种界线，是关系到客观事物的质的规定性问题，是关系到对一个人的认识和处理的大问题。毛泽东在这里强调，对一个人必须有全面的根本的估计，如果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就有可能把党内矛盾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这种令人痛心的教训，在党的历史上曾一再出现过。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期，转入审干阶段以后，由于错误地估计形势，夸大敌情，将来自白区的许多同志，抓住一点，波及其余，无限上纲，当成“特嫌”加以审查，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这种错误做法，他亲自起草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规定了首长负责、亲自动手、调查研究等审干方针。随后又规定了肃反的原则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对受迫害的同志进行了彻底平反。他说：“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曾经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别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供、信三个字。”[8]毛泽东还亲自出面，向被整错的同志赔礼道歉，他诚恳地说：错误可以给人教训，“给别人戴错帽子的同志，因为犯过错误，以后再给别人戴帽子时，就会比过去谨慎。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以后给别人戴帽子时，也会谨慎，因为他吃过亏。将来我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再去审查干部，做反奸工作时，就会好得多”。[9]这里还要指出，历史上出现的因党内矛盾而损害党内团结的事件，往往是同党内民主遭受到破坏相联系的，他们不是按照党内民主的原则对待和处理党内问题，而是主观武断，独断专行所造成的。因而在工作方法上遵循党内民主的原则，正确处理党内矛盾，是维护党内团结的重要保证不断加强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在今天已成为党内的共识。党内民主不仅要重在制度建设、作风建设上，而且要贯穿在实际工作中，特别要体现在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上。毛泽东在党的领导工作中，十分重视工作方法的问题，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5]因而要充分重视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的正确性，重视在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中贯彻党内民主的原则，切实转变我们的工作作风，这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的建设，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陈云．陈云文选：第3 卷[M]．北京：入民出版社，1995．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5]毛泽东．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R]．1928 一11—25．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研究组．陈云研究述评：下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8]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9]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0]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