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时代都有立于潮头的思想理论，引领人类社会发展。进入21世纪，人类发展处于十字路口，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遇到诸多难题，其中不乏思想理论上的困惑。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理论如何回答和解决自身面临的特殊问题以及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中讲清楚中国理论的鲜明品格及其对世界的贡献，不仅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而且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坚定理论自信，更好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

    注重开放包容

　　中国理论的内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从狭义上说，中国理论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广义上说，中国理论则是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具有代表性、影响深远的理论。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理论的这两层含义不是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和相互增益的。无论是狭义上的中国理论还是广义上的中国理论，都具有开放包容的理论品格。这一理论品格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且能够引领当今世界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比较人类几大文明的认识和思维方式，没有一种文明像中华文明这样特别重视开放包容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作用。开放包容的品格在中国理论中得到自觉贯彻，体现在中国学者认识世界和分析世界的思维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就是开放包容的结晶和典范。如果说西方理论的特色是追求片面之深刻，那么，中国理论的特色则是追求会通之博大。追求片面之深刻，固然可以在“点”上形成较为深入的认识，但容易“一叶障目，不见森林”；追求会通之博大，则可以在不同事物之间寻求共通点和联系，促进多元主体共生共荣。西方理论大都建立在分析思维之上。这是一种侧重于“找不同”的思维，它将世界人为地分割为不同的部分，同时将“不同”视为沟通合作的障碍，甚至以消灭“不同”的方式来追求所谓“秩序”。中国理论则建立在和合思维之上。这是一种侧重于“找共通”的思维，它强调在有形的差别中看到无形的联系，认为“不同”不是沟通合作的障碍，而是沟通合作的机会。中国理论认为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融会贯通的整体，主张整体、联系和动态地看待世界，反对割裂、分别地看待世界。“找不同”的思维看到的世界是别样的，“找共通”的思维看到的世界则是别致的。

　　这个世界充满着多样性和不同。是强调分别割裂还是注重兼容并包，反映的是迥异的世界观。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理论与西方理论形成了鲜明对照。后者主张把自己特有的价值、制度变成其他民族和国家必须接受的“普遍真理”，由此在实践中产生了干涉主义，使得自身与外部世界时常处于冲突状态，加剧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紧张和冲突。而中国理论则以兼容并包的态度看待多样的世界，努力在“不同”之间建立有机联系、实现共生共荣。从现实情况来看，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来往还远远没有达到会通的状态，这也为各种思想理论的交流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从对会通的强调来看，中国理论实际上是一个开放包容的理论体系。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交往范围日益扩大的当今世界，能够在各种看似差异很大的事物之间找到会通之处，这样的理论视野自然更为开阔、具有更强的兼容能力。同时，由于重视会通而不是放大差异，中国理论也是一种能够对极端主义思潮进行有效“对冲”的理论。这在当今各种极端主义思潮泛滥的世界上，更显得难能可贵。

    注重协商合作

　　制度和秩序问题是每一种宏观社会政治理论都要关注的。狭义上的中国理论作为一种治国理政理论，也必然蕴含着制度和秩序理论。从这个层面看，注重协商合作是中国理论的鲜明品格。

　　中国的制度和秩序理论饱含着协商合作的精神，它强调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应建立在统筹协调、协商合作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分权制衡的基础上。分权制衡的制度理论一直是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理论的主流。这种理论的形成具有西方特定的历史和国情基础，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弊端也日益凸显：当制衡变成掣肘甚至对抗时，就会出现“心不能使身、身不能使臂”的问题，导致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群龙无首、相互掣肘甚至对抗分裂。因此，在制度模式的比较和竞争中，协商合作的制度体系相对于分权制衡的制度体系显现出明显的优势。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的当今时代，各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理论不仅应关注如何建构国内制度体系，而且应关注本国在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中的责任与义务。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建立在分权制衡基础上的西方社会政治理论只是一种国内社会政治理论，并没有处理好建构国内制度与增进国际合作的关系。建立了分权制衡制度体系的西方国家由于内部频繁的相互否决，连带地削弱了其对国际合作协议的遵守和执行，这与全球治理和国家合作中日益增加的解决共同问题的需求是不相适应的。比较而言，协商合作的制度体系能促进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良好沟通，从而保障一国较好地履行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的责任与义务。人们发现，同注重协商合作的制度体系打交道要比同强调分权制衡的制度体系打交道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起的作用能够迅速提升，与其制度体系建立在协商合作的基础上是有很大关系的。

　　20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政治理论，在制度建构问题上陷入机械主义的误区，过度追求形式主义的制度。事实上，一种制度体系对一个民族和国家是不是管用，并不在于其形式如何精美，而在于其在实践中是不是能有效地预见和解决问题。制度能否有效运行，既取决于制度的合理性，也取决于人们对待这种制度的态度。机械主义的制度观片面关注制度的形式，却忽视了建构与执行这种制度的人。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从西方借鉴甚至移植制度的时候，盲目追求形式的、机械的制度，而忽视了本国国情及人们的现实需求，导致国家治理体系成为“空中楼阁”，甚至引发族群分裂与社会动乱。制度和人的关系涉及很多内容。例如，在实践中，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必须重视人力资源的组织培训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理论显示了独特优势。近些年来，在关于如何治国理政的国际交流中，越来越多的外国执政党开始重视考察中国的党校、行政学院以及政治学习、干部培训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中的作用。

    注重互联互通

　　任何具有国际视野的治国理政理论，都既要解决本国面临的特殊问题，又要对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回答。这就是个性与共性的辩证关系在治国理政上的体现。中国理论自然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基本着眼点，同时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理念，积极为改革和完善世界政治、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中国方案，体现了注重互联互通的鲜明特色。

　　中国理论从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出发，强调人类是一个逐步走向互联互通的整体，良好国际秩序应建立在合作互通而不是割裂对抗的基础上。从国际关系史来看，一旦分权制衡的政治思想或对外推广国内制度的理念主导了国际秩序顶层设计，就会导致国际秩序走向对抗和分裂。这是西方国家与外部世界关系频繁出现由多极体系向对抗式的两极体系转换的重要原因之一。当今世界治理必须避免结盟对抗的冷战政治，这是各国共同的政治责任，也是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基本主张。过去不少国际秩序理论总是寄希望于通过制衡达到稳定，最终效果都不理想。这就需要人们超越制衡的政治理念，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立场出发，思考建构新的国际秩序。

　　在中国理论看来，合而治之既是国内秩序也是国际秩序的基本原理。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饱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政治理论所倡导的分而治之政策之苦。今天世界各地出现的动荡与动乱，仍然与分而治之的理念与政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中国在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问题上，明确主张和倡导互联互通，强调在彼此之间建立对话伙伴关系，致力于促进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合作。这就是合作共赢的政治理念。按照制衡的政治理念，人们很难理解中国一直支持自己周边的东盟国家走向一体化，因为制衡政治理念的出发点就是防止自己身边出现一个统一、强大的政治体。支持和鼓励其他国家和地区走合而治之的道路，是中国理论的一个基本主张。

　　“一带一路”建设理论是中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促进世界互联互通的重要举措。它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倡导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便利化和共同发展。“一带一路”沿线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它们彼此的联通涉及规划衔接、基础设施、政策、经贸、人文等多方面内容。对世界上更广泛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推动互联互通可以拓展合作共赢的广阔空间。当前，美国在大力支持和鼓吹其全球化理论，但其目的更多地是向外推广自己的价值、制度和道路。而中国从更加务实的角度、从互联互通入手推动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同时支持相关国家和地区实现互联互通。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认识到，互联互通代表着国际合作的一个新趋势。可以相信，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序推进，互联互通将日益成为新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合作理论的基本理念之一。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