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命题的提出，体现出我国在长期发展中对现代化规律理解的加深。对行政学发展来说，这有助于在比较视野中和国际范围内自主提出关于中国实践的概念和理念。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给行政学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和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为行政学研究提供了丰富内容和滋养。然而，当前行政学研究者还无法以准确的概念、术语和理论清晰地解释中国社会的运行，行政学话语和理论体系中缺乏对中国发展经验、模式的科学表述和分析。这种理论上的滞后带来两种后果，一种是使一些人对中国自身实践体系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产生不确定感，另一种就是滋生盲目自信。因此，中国行政学应抓住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机遇，更加关注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在此基础上推进理论研究，从而实现自身新的发展。

　　发挥中国行政学的后发优势。如果从改革开放后恢复行政学学科算起，我国正式开展行政学研究也只有30多年，与美国威尔逊在1887年发表现代行政学奠基之作《行政学研究》相比晚了近100年。但是，中国的治理实践有自身的后发优势。要将这种优势转化到行政学研究中，需要具备一些条件，如：卓越人才的储备，相关分析能力的积累，公共统计数据和资料库的建立，以及新研究范式的出现。而国家治理实践正在逐步创造这些条件。在北京、上海等率先发展的城市和一些较发达的中小城市，城市治理的行政实践已经从最初引进西方有益制度和经验，逐渐走向以地区发展实际为出发点进行融合创新。深入观察分析中国本土的前沿行政实践，是行政学理论取得突破的有效途径。只有如此，才能改变中国研究者在国际行政学领域的复制者和追随者角色。

　　深挖政治制度的核心作用。行政问题与政治息息相关。忽视政治运行的行政学研究，会遗漏掉关键逻辑。纯粹基于行为的行政学研究，由于采纳了一系列并不牢靠的假设，有可能产生不科学的结论。在国际学术领域，如果盲目跟从西方的价值判断而回避政治制度的差异，不能全面、客观地探索中国的政治制度，那么，这样的研究也注定根基不牢。今天，我们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本身就是中国道路和制度自信的体现。行政学研究者应秉持这样的自信，更好地发现中国政治制度的结构性功能，为理解行政问题提供基础性和简易有效的工具，使行政学研究尽快进入更深层领域。

　　提升中国行政学的世界影响力。中国的国家治理方式、路径有其特殊性，它融合了中国治理传统与近代实践，实现了对国家和社会的有效治理。将中国的治理经验和智慧进行系统地总结提炼并形成理论，能够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有益借鉴。这是中国行政学提升世界影响力的必由之路。中国正在推进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为行政学理论创造了更好的研究和传播条件。在中国越来越多地承担全球治理责任的背景下，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助推下，中国的行政学应尽快建立起价值、概念、命题和证据等要素完整齐备的理论体系。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行政学将更好地走向世界。

　　优化行政学研究环境。目前，中国行政学知识的生产、流通、评价、竞争和消费体系还存在一些现实问题。不少高校过于重视论文成果能否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这使得很多优秀的年轻学者把主要精力放在英文创作上。这妨碍了理论界新生代对国内文献的探索和积累，导致研究成果缺乏对国内问题的深度关注，其学术价值在国际国内都得不到充分检验。大量舶来的行政学词汇与本土实践无法对接，使得研究与实践脱节。因此，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环境中，中国行政学界应超越对西方理论的依附心态，敢于自立门户，为中国行政学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在已经存在大量行政学院（系）、学者、期刊和学会的条件下，进一步发挥我国行政学界的自主性，加快形成学科共识，逐渐将行政学理论发展内嵌到国家治理实践之中。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来源：人民日报）